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梦见自已是攻-梦见自已厔子里

作者:admin发布时间:2021-11-16分类:生活篇浏览:104评论:0


导读: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《唐高宗的真相》,作者:孟宪实,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10月版。高宗为主武后为辅后世为了抹黑篡位的武则天,连带把高宗也说成了懦弱无能的傀儡式帝王。实际上,...

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《唐高宗的真相》,作者:孟宪实,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10月版。

高宗为主 武后为辅

后世为了抹黑篡位的武则天,连带把高宗也说成了懦弱无能的傀儡式帝王。实际上,高宗决策果断,敢作敢为,而高宗在世时的武则天,也是真正的贤内助,跟高宗一唱一和,配合紧密。

在唐高宗和武则天之间,现有的流行史书的基本描写是高宗柔弱甚至窝囊。武则天则是动物凶猛、步步进逼。一切都是武则天做主,高宗如同一个没有骨头的老人,最多在一边求求情,可怜兮兮。这种关系,在他们对待孩子的问题上,尤其表现突出。然而,这一切都不是历史真相,这是旧史学努力营造的结果,武则天是被妖魔化了,唐高宗呢,则被弱智化。

那么,高宗与武则天夫妻两人的关系,真相到底如何呢?

现在,我们努力寻找说明唐高宗性格的新资料,寻找能够证明唐高宗和武则天关系的新资料,就是为了复原历史的原本状况。

麟德元年(664),河北的魏州刺史出了问题:贪赃。用现在的说法就是贪污。案情严重,肯定是贪污数额巨大。但是,这个人不是一般人,他是郇国公李孝协,皇帝的叔叔,属于皇室成员。皇室成员的问题一般由宗正寺负责,于是宗正寺就提出,按照法律,李孝协应该处死,但是,他的父亲为国家捐躯,他本人也没有兄弟,如果处死,就会绝嗣。所谓绝嗣,就是绝户,没有了后人。通常,这种情况是要给予认真考虑的。但是,唐高宗很坚决,回答说:“画一之法,不以亲疏异制,苟害百姓,虽皇太子亦所不赦。孝协有一子,何忧乏祀乎!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二〇一)他的意思是:法律讲究的是一致对待,不能因为亲疏关系而发生变化,如果侵害百姓,就是皇太子也不能赦免。何况李孝协有儿子,哪里存在绝嗣问题。最后还是下令,使李孝协在家中自尽。

这件事,原本宗正寺是要从中袒护李孝协,把没有兄弟说成是绝嗣,而绝嗣的真正含义是没有后代。宗正寺含糊其辞,指望皇帝一马虎,那么李孝协就可以保住性命了。哪里想到,皇帝一点不含糊,概念清晰,法制观念也不淡薄,干净利索地把李孝协处置了。十分坚定地维护法律,即使是皇亲国戚也一律法办,这是唐高宗内心世界的一种真实显现,是唐高宗性格的充分展现。从这里我们看到的唐高宗是态度鲜明,意志坚定,处事果敢。这跟我们一般对唐高宗的印象很不一致。

哪一个唐高宗才是真实的呢?

让我们再看一个事例。显庆五年(660),房州刺史梁王李忠被废为庶人。《黜梁王忠庶人诏》列举了梁王李忠的一系列罪状,如为反对派说情,派人侦察两宫动静,说梦见什么什么,又私下跟巫师占卜等,总之根据他的罪行,“考之大义,应从极刑”。这就是说本来要处以死刑的。但是为什么最后没有这么办,而是免为庶人呢?这是因为皇后武则天的请求。诏书中这样写道:“皇后情在哀矜,兴言垂涕,再三陈请,特希全宥。”(《唐大诏令集》)

在这里,我们对于唐高宗和武则天都得到了不同以往的印象。通常给我们的印象是武则天对于高宗这些亲戚,都是赶尽杀绝而后快。通常,唐高宗对于武则天的决策或者袖手旁观,或者无能为力。幸亏这个原始文件被保存下来,我们才知道对于李忠,唐高宗是主张杀的,而武则天是说情的。唐高宗是坚决的,而武则天是多情的。武则天是流着眼泪,再三陈请。于是,我们又得到了一个不同的武则天形象。以往,我们会认为武则天是一个整天凶巴巴的女毒物,不是杀这个就是杀那个。现在,我们可以看到,在唐高宗的身边,一边流泪、一边陈述的武则天。本来主张坚决处理的唐高宗,面对武则天的不断求情,只好妥协,保全了这个皇子的性命。

那么,唐高宗和武则天两人的关系呢?在这里,我们看到的是高宗为主,武则天为辅的基本关系。高宗在世的时候,究竟哪个武则天形象更令人信服呢?联系唐高宗对于李孝协的处置,我们可以相信,这样的资料透露出来的信息应该是更可靠的。

电视剧《武则天》(1995)剧照。

夫妻搭档 亲密战友

唐高宗力排众议确立武则天为皇后,因为阻力太大,在清除了所有的阻力以后,为了自我证明,唐高宗竭尽全力树立武则天的威信。让武则天抛头露面,让武则天参与朝政。部分因素,就是要表演给世人看:你们越是否定武则天,我就越发抬举武则天。武则天威信的树立,最有功劳的人当然就是唐高宗。

为了树立武则天的威信,唐高宗与武则天配合默契。

废王立武之后的和解,

用武则天上表的方式昭示给世人

高宗永徽六年(655)十月十三日,皇帝下诏废王皇后、萧淑妃为庶人,宣布立武则天为皇后。同月二十一日大赦天下。就在大赦天下的那一天,武则天上表给皇帝,说当初韩瑗、来济反对任命自己为宸妃,敢于面争廷谏,是一种真正为国的表现,希望皇帝给予嘉奖。

《资治通鉴》卷二〇〇的记载是:

丁巳,赦天下。是日,皇后上表称:“陛下前以妾为宸妃,韩瑗、来济面折廷争,此既事之极难,岂非深情为国!乞加褒赏。”上以表示瑗等,瑗等弥忧惧,屡请去位,上不许。

前面,我们提到过这件事,说这是为了表达皇后的宽宏大量。仅仅如此吗?当然不是。经过废王立武的事件,朝廷经过了剧烈的动荡,如果继续斗争下去,只能对政局发生更严重的破坏。这就如同经过玄武门之变,国家受到极大的伤害,唐太宗所以在控制局面以后立刻实行全面和解一样,唐高宗如今也有和解的需要。但是,这个和解政策,却不是由唐高宗提出的,而是由新皇后武则天提出的。可以相信,武则天这个原谅韩瑗、来济的上表,绝不会是擅自做主,一定是与高宗商量之后才提出的。

那么,为什么由皇后提出,而不是皇帝提出呢?

第一,提出的问题不是关键问题。在废王立武的过程中,关键的问题是长孙无忌为首的反对派反对武则天当皇后。在看到反对派势力强大以后,高宗与武则天有所退缩,退而求其次,于是提出不当皇后当宸妃的要求。结果,遭到韩瑗、来济的反对,没有成功。高宗与武则天不得已继续要求废王立武,让武则天当皇后,而最后终于成功。所以,从某种意义上说,如果韩瑗、来济当初不反对武则天当宸妃的话,那么武则天就不会当上皇后。所以从当皇后的意义上说,韩瑗、来济是有正面作用的。所以,提出表彰韩瑗、来济是有道理的。设想,高宗和武则天会表彰韩瑗、来济他们反对武则天当皇后吗?不会。所以,他们选择的是一个非关键问题。

第二,提出表彰韩瑗、来济,其实也有拉拢两人,瓦解长孙无忌阵营的意义。一方面,给天下人看看,皇上和皇后不计前嫌,宽宏大量。如果韩瑗、来济不接受,那就是典型的敬酒不吃。

第三,这个政策要和解,要拉拢,如果由皇帝提出不是更好吗?不。因为对方的心理还不清楚,如果皇上被人拒绝,那就难以收场,而皇后提出,即使被拒绝,也可以由皇帝收场。

后来的事实证明,和解也好,宽容也好,对方都没有接受。不久以后,韩瑗上书,为褚遂良求情,认为褚遂良没有错。如果褚遂良不错,那就是皇帝错了。所以和解不成。唐高宗开始有步骤地打击对手,先把韩瑗、来济贬出朝廷,然后再收拾长孙无忌。这些,在第十讲,讲废王立武的对立派下场的时候已经讲过。

皇后的身份特殊,既不等于皇帝,又能代表皇帝。正确的就算作是皇帝的,需要修正的则是皇后的建议而已。从此以后,唐高宗和皇后武则天经常以这样的方式,用不同的态度发表意见,使得皇帝治理天下的灵活性有了充分的体现,弹性变得很大。有的时候,用皇后的名义宣布政策,有的时候,以皇帝的名义宣布政策。然后,或者是皇帝,或者是皇后,再进行第二步行动,从而使得整个政策进退有余,伸缩自由。皇帝与皇后的配合,亲密无间,十分融洽。

唐高宗像。

皇帝要御驾亲征,皇后阻拦

高宗时期,朝鲜半岛上的新罗奉行亲唐政策,百济与日本关系密切。高宗显庆五年(660),百济倚仗高句丽的支持,加紧进攻新罗,侵占新罗多座城市。新罗再次派使者,请求唐朝出兵。唐高宗派出苏定方大将军统兵十多万,水陆并进,攻打百济。四月出兵,八月传来捷报,在新罗的配合下,苏定方一举攻克百济首都,俘虏百济国王。十一月,献俘仪式在洛阳举行。十二月,高宗作出决定,要乘势攻取高句丽并且御驾亲征。

转年是公元661年,高宗年号是龙朔元年。《新唐书·东夷传》的记载比较笼统,说“龙朔元年,大募兵,拜置诸将,天子欲自行”,高宗继续在全国招兵,并且继续坚持御驾亲征。

到了四月,35万大军已经集合,各路将军已经选派,主要的分工和基本的战略都已经部署完毕。与此同时,唐高宗宣布,亲自率领大军在诸将的后面跟进。可见,进军的部署和自身的位置,都已经安排停当。

整个战争的部署都已经完成,当天也没有见到武则天说什么。好几个月的准备期间,也没有见到武则天说什么。但是,当这些命令宣布14天以后,皇后武则天突然发言了。《资治通鉴》卷二〇〇记载:“皇后抗表谏亲征高丽。”结果呢?大家都知道了,如《新唐书·东夷传》的记载:“武后苦邀,帝乃止。”

皇帝御驾亲征,唐太宗已经有前车之鉴。连能征惯战的唐太宗,尚且不能打赢一切战争,对于战争没有任何经验的唐高宗如果亲临前线的话,恐怕只能成为将军们的拖累。如果失败,对于皇帝的损失,也是很清楚的。其一,是身体的损害不可避免。即使是皇帝,也要表达跟战士们同甘共苦的姿态,身体当然吃不消。当初李世民亲征高句丽,就严重地损害了身体。其二,精神上的损失也不可避免。因为是皇帝决策,牵动方面很多,影响会更大,皇上为此承担的后果也是可想而知的。

但是,这些因素,并非事到临头才可以想到啊,为什么高宗还是提出御驾亲征呢?我以为,皇帝亲征有利于提高士气,可以加大动员力度,可以诱发群众的参战热情。这应该就是皇帝提出亲征的动机。

动员完毕,皇帝其实是不能真的到前线去的。可是,皇帝能够自己再提出不去吗?不能。那样会给人以懦弱的感觉,临阵脱逃。而皇后提出就比较恰当。皇后比别人更了解皇帝的龙体状况,皇帝的心情可以理解,但是现在的身体不容许亲临前线等,反正皇后一番义正辞严的坚持,皇帝就不再坚持了。这是什么?这就是政治上的双簧演出,只有皇帝和皇后配合最有利,这样的戏码皇帝是不能跟大臣合演的,否则会让大臣看扁。皇帝御驾亲征泡汤了,将军们应该更高兴,否则陪着皇帝打仗,负担一定更重。士兵们大概不希望如此,有皇帝参战,政府投入应该更大,为鼓舞士气一定更花本钱。但是,已经集合起来的战士和队伍,能够因为皇帝变卦了就退出吗?当然不能。

这是一次皇帝、皇后的密切配合。相信说他们配合默契,大家应该没有异议。

唐高宗的影视形象。

建言十二事,是谁的战略?

唐高宗的统治,可以大体区分为两个阶段。前20年,高宗励精图治,发愤图强,几乎是四面出击。好在天公作美,风调雨顺,农业丰收。军事上,将军努力,四海安逸,东西进攻都成功。从高宗即位,到总章三年(670),唐高宗的治理达到高峰。

但是,从咸亨年间开始,出现了问题。咸亨元年(670),天下大旱,为了这个旱灾,高宗特意把年号改作咸亨。接下去,吐蕃迅速崛起,侵占吐谷浑的地盘(青海),咸亨三年(672),唐朝的军队与吐蕃大战,结果全军覆没。与此同时,东方的朝鲜半岛再出问题,新罗要统一朝鲜,与唐朝发生摩擦。不得已,唐朝在上元元年(674)正月派出军队前往朝鲜半岛。

对于唐高宗而言,面临的问题是选择:是否继续以往的政策?如果继续两线作战,力量不支。比如,咸亨元年(670)的时候,唐朝已经讨论出兵青海,但是因为年收成不好,供应有问题,所以推迟一年才出兵。国家的财政出现了困难,而且是很明显的困难。

如果不坚持,那就必须改变,而改变就意味着收缩,那么官场和社会是否能够理解和支持呢?这也是一个问题。面临重大的政策转变,酝酿和实施必须有一个过程,舆论宣传和说服都是必要的。

这就是武则天所谓“建言十二事”出现的背景。

上元元年(674)十二月,武则天提出“建言十二事”,就是12条重要建议。这12项建议,《新唐书》卷七六《后妃传》的武则天部分有记录:

一、劝农桑,薄赋徭;二、给复三辅地;三、息兵,以道德化天下;四、南北中尚禁浮巧;五、省功费力役;六、广言路;七、杜谗口;八、王公以降皆习老子;九、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;十、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;十一、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;十二、百官任事久,才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。帝皆下诏略施行之。

这些建议,可以归纳为几个方面,经济上开源节流(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);政治上纳谏防奸(六、七);意识形态上提高《老子》和母亲的待遇(八、九);提高下层官吏的待遇和提升机会(十、十一、十二)。通常大家都是这么看的。尤其很多人喜欢从皇后、皇帝的斗争哲学高度看待这个问题,认为这是武则天独立施展个人政治水准的标志。

其他条款都容易理解。对于第九条,“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”,通常大家都认为最能代表武则天的女性特色。其实,这样看,仅仅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,而且是一个不重要的方面。我们知道,父亲去世,儿子要守孝三年,这是国家礼仪规定的。那么,什么人都必须如此吗?有没有强制性的措施呢?事实上,这样具体地遵守孝道,适用者有一定的范围,即那些国家官员和读书人。官员在这样的情况下,一般要离职离岗。读书人呢,这期间就不要再去参加科举考试或者官员的推举。对于普通百姓,其实是没有具体要求的。

这条建议,看起来更尊重母亲了,至少把母亲与父亲的地位拉平了。因为此前,母亲去世如果父亲健在的话只要求守孝一年。现在变成三年,多出了两年,这有什么意义呢?除了在观念上提高母亲的待遇以外,最重要的不是在这里,最重要的在于缓解官场上的矛盾。

这是怎么回事呢?

唐高宗的时候,官场上已经存在严重的官多职少的问题。想当官的人、有资格当官的人很多,而官位很少,可以说这是官场的基本矛盾。早在显庆二年(657),吏部侍郎刘祥道就因为入流的官员太多而职位不足,建议朝廷改革。“今选司取士伤滥,每年入流之数,过一千四百,杂色入流,曾不铨简。即日内外文武官一品至九品,凡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,约准三十年,则万三千余人略尽矣。若年别入流者五百人,足充所须之数。望有厘革。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二〇〇)当时新的官员有1500人,而官场实际需要只有500人,造成等待官职的人严重积压以及官场矛盾。

《资治通鉴》记载总章二年(669),在裴行俭主持下,实行“长名姓历榜”办法,把每个人的历官和官衙的级别详细分等,然后按照资格逐渐升级。“时承平既久,选人益多,是岁,司列少常伯裴行俭始与员外郎张仁,设长名姓历榜,引铨注之法。又定州县升降、官资高下。其后遂为永制,无能革之者。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二〇一)这个办法当时评价很高,但是官场的基本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。因为这个办法是增加了官员升迁的等级,延缓了每个官员升迁的速度,但是不能解决岗位少而待岗官员人多的基本矛盾。

母亲的孝假,从一年变成三年,迫使一部分官员离职,给其他人腾出两年的位置。这样一来,全国官员按照13465名计算,加上父亲去世的孝假,每个官员就有整整6年的时间必须离开岗位。就武则天的建议来说,每个官员增加了两年的孝假,全国官员总共增加了26930年。唐朝的官员4年一个考核期,4年之后考核,考核之后先离岗,然后再任职。那么每人多两年的孝假,等于4年一共多出了6732个岗位。这个建议,母亲是否得到尊重是说不清的,但是肯定缓解了官场上的基本压力,这是确实的。

在我看来,“建言十二事”,最重要的是“息兵,以道德化天下”的具体建议。其实,所谓读《老子》我以为也可以从这个意义上去看待。李唐重视老子,认老子为自家的老祖宗,这是从高祖的时候开始的。这个时候再提出读《老子》,我以为是因为通过《老子》一书,可以阅读出来皇帝要进行政策转移的依据。无为无不为,是《老子》一书中有关辩证思想的多种表述之一。皇帝要战略转移,理论从哪里来呢?从老子这里出发,合理合法。皇帝的战略转移,广泛地说是战略收缩,具体的讲就是放弃东西两线作战的现状,集中力量对付西部。

就在武则天提出“建言十二事”的当年正月,朝鲜半岛又出现问题,唐朝再次派出大军与新罗作战。就在建言提出以后的二月以后,上元二年(675)二月,宰相刘仁轨率领唐朝大军打败新罗,而新罗表现得很乖,立刻承认错误派使求和。一年以后,唐朝撤出所有军队,所有唐人担任的当地官员全部换人。唐朝让新罗顺利统一朝鲜半岛,从而换取双方的和平,而唐朝必须把国家的力量全部用在西部战场上来。唐朝平稳地实现了战略转移。

那么,武则天的“建言十二事”,究竟有什么意义呢?通常,人们总是喜欢从权力斗争的角度看待这件事,说是武则天显示自己政治智慧的宣言书。在我看来,其实这就是唐高宗放弃全面作战路线,战略重点开始由东部转变为西部的舆论宣传。反映的是国家已经没有实力两面作战,什么以道德化天下,不过是美妙的说辞而已。

那么,为什么由皇后提出,由皇帝肯定,而不是干脆由皇帝提出来呢?这其实就是道家主张的君无为、臣有为的观点。由皇后提出,可以试探大家的看法,如果不可以,由皇帝宣布修改或者收回,在确保皇帝权威的基础上,拥有较大的回旋余地。后来,对于武则天的“建言十二事”,结果是“帝皆下诏略施行之”。这个“略施行”,其实就是大略施行,并不是照单全收。这可以证明唐高宗行政方面的谨慎,也证明唐高宗和武则天配合的默契。

撰文|孟宪实

摘编、编辑|李永博

导语校对|吴兴发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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