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梦见自已种麦-梦见自已车上有个死人

作者:admin发布时间:2021-11-19分类:人物篇浏览:74评论:0


导读:九.我记忆中的流源村上  我在流源村实际上前后生活了总共只有六年,可它却在我头脑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像,以至于我回上海后许多年经常梦见自己还生活在流源。三十多年过去,流源村...

九. 我记忆中的流源村

  我在流源村实际上前后生活了总共只有六年,可它却在我头脑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像,以至于我回上海后许多年经常梦见自己还生活在流源 。三十多年过去,流源村还一直留在我的记忆深处。  流源村隶属峡江县,却是在离峡江县城一百多里路外的偏远山区, 与永丰县、新干县交界,离新干县地面只有三里路,离永丰县的潭城乡也不过十里地。流源是个有八百多户人家的大村庄,周围还有洲上、城上、孔源、总管庙、山田坑等几个小村庄,合起来是一个行政大队。  流源,顾名思义是个山青水秀水源充足的地方。泉水、雨水都很多,一年四季流水潺潺, 很少干旱。流源所属的江背乡,森林覆盖面积达百分之六十。方圆几十里地全是丘陵、梯田、河流与山脉。流源是全县地势最高的地方。所以虽然江西省年年发大水,流源也淹不着。而赣江流入峡江段后由于河床浅,泥沙多,地势低,因而峡江县城附近的村庄几乎年年遭水灾。  坐长途汽车从县城去流源,只能到江背乡的庙口村。还有二十多里不通车,是蜿蜒曲折的山区简易公路。如果搭不到队里的拖拉机,便要靠两条腿一步一步走进去。我记得曾经有个女知青,在党的九大召开后,坐拖拉机外出宣传九大精神,拖拉机在山路转弯的陡坡处翻车,摔成重伤,差点摔瞎了眼睛, 并留下了脑震荡的后遗症。  离流源村二里地外有座亭子,叫石溪亭。一条清澈的河流沿着进村的简易公路淙淙流过。由于高低落差,流经石溪亭边的 河水又急又大,声音很响,老远就能听到哗哗的水流声。过了石溪亭,一转弯,远远就能看到村头那几棵碗口粗的老樟树。外出的人,回到流源村,在石溪亭边就着溪水洗把脸,歇歇脚,就会有了到家的感觉。村里人送别亲友,也要送到石溪亭。出远门的人就会劝家人往回走,别再送了。“送君千里,终有一别”,送到石溪亭,也就够了。七十年代中期,我曾写过一首小诗《石溪亭》:“皓月深秋,古人辞山口,思绪如潮几回首,友朋无声泪流。往事六载春秋,岁月峥嵘纷稠。天涯共存壮志, 浩宇齐灿星斗。 ”就是写我在石溪亭边送别老同学的情景的。  村子的周围是层层叠叠的山峰,漫山遍野郁郁葱葱。每年春天,山上到处开着红的桃花,白的梨花,粉色的映山红花。刚下乡那会儿,一上山干活,我见花就采,别人说,怎么像个孩子?我实在是太喜欢大自然中那些美丽的景色了。  山上除了风景优美,物产也很丰富。 漫山遍野长满了松树,李树,桃树,香樟,水杉等各种各样的树和毛竹。还出产油茶,杨梅,香菇、木耳、冬笋、柑橘、苦珠等土特产,以及枸杞、三七等各种各样药材。听说山上还常常有野兔、野猪和豺狼、麂子以及各种各样小动物出没。当然平时是见不着野生动物的,最常见的是蛇。丰盛的野味只是在过年时在老表的餐桌上才看见。  记得有一次过年,我们队一个老表因为没多少钱买年货,而又想请知青们吃饭,便上山打了好几天猎。那天请我们去时,摆了满满一桌野味,有麂子,豪猪、野兔、山鸡、甲鱼等,还有一些不知名的野味。可惜因为全都风干腌腊过了,而且放了许多干辣椒,看上去全都是又干又硬黑糊糊一片,所以除了辣味,什么味道也吃不出 。知青们尽管已习惯了吃辣椒,却都辣得受不了,吃得直掉眼泪。  流源村的村口外有一座山岭,叫河谷岭。在“农业学大寨”的日子里,上级决定在这里修一座水库。 流源村动用了全村男女老幼,苦战了两个冬春,连我们的小学生也天天被叫去挖土推车,可最后水库修成却听说没能派啥用场,原因是建水库选址没选对。有知青曾提出过意见却没被采纳。  流源最高的山也是全县地势最高的山,好像是叫金窝山。山又高又陡,上山全靠一条很窄的石阶路。据说很多年以前,有个贫苦的老汉,因为穷,娶不起老婆,打了一辈子光棍,晚年为了修来世,行善积德,花了整整十年时间搬来石块,一锤一锤打造成了这条石阶路,从山脚下一直通到山顶上。我走在长长的又细又陡的石阶路上,心想这条路不知有多少艰难和辛酸!  听人说山顶上原先有座娘娘庙,从前香火很盛。远近那些盼子心切的人前来烧香磕头, 还很灵。可我们下乡那会儿,已经成了一片废墟,只剩下一个平台,依稀可见屋基的痕迹。 我感到文革确实厉害,无孔不入,“破四旧”破得真是狠,连这么偏远的山区都不能幸免。

  流源村是全县数一数二的大村庄。离村子很远就能看到,几百座泥土房高高低低地散落在向阳的南山坡上。村里有几处雕梁画栋的青砖大瓦房,古色古香,那是从前的大户人家留下的,土改时分给了村干部和贫困户居住。多少年过去,留下了岁月的痕迹,已显得很陈旧了。但那高大的青砖墙,还留下了威严的气势,似乎在诉说着曾经有过的辉煌。虽然我没有了解过流源的历史,但听说从前这里也出了不少读书人、秀才,解放后也有中央领导干部,和省里县里的干部。文革期间,江西省最著名的 “活着的王杰”——为抢救战友负伤的解放军战士刘邦贤就是流源村人。当时流源村人提起他,颇为自豪。  进村有一条长长的石板街,街道两边的房屋全都是木板做成的,很象商铺的样子。可除了一家国营的供销合作社和一家诊所外,几乎没别的商店。听老表说,很多年前,这里曾是个热闹繁华的集镇,而在经历了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以后,为防止“小农经济泛滥,导致资本主义复辟”,不许经商搞买卖,这里的集镇被撤销,从此后成了寂静的山村。通往山外的,是一条“晴天一片灰、雨天一片泥”的简易公路。由于没有通班车,交通很不方便,所以越发显得萧条冷落,显得闭塞。  村口仅有的一幢二层楼房是大队部所在地,楼上楼下共十来间房间,用于大队干部办公和接待外来人员住宿,旁边还有个开会的大礼堂。逢年过节,礼堂除了开会,还有本村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,十分热闹 。这地方也算全村的文化活动中心了。知青来了以后建立了有线广播 站,后来广播站就成了知青们常爱聚集的地方,有点像全大队的“信息发布中心”。  虽然是贫瘠的红土地,但由于气候温暖潮湿,风调雨顺,流源的农作物可以生长二到三季,二季稻,一季麦。 早稻是籼米,晚稻是红米,秋收后便种麦。产量在全国算中等水平。另外还有荞麦,芝麻,苎麻,花生,大豆,等五谷杂粮。只是 产量并不高。各种蔬菜瓜果也容易栽培,普遍都比上海郊区的个头大。比如一棵米苋,就能炒一碗,而且又嫩又鲜,从不需要放味精。三个茄子,也可以炒出一大碗。白萝卜、胡萝卜也比上海的鲜嫩。蔬菜品种不少,但最常种的,也就是春菜,芋艿,辣椒和冬瓜。由于分给各家各户的自留菜地很少,老表便利用河滩边的沟沟坎坎,再种些向日葵、南瓜和玉米。稻田里除了田螺,有时还能逮着小鱼小虾和甲鱼呢。幸而那时候人再穷,再没吃的,却也没人逮青蛙和麻雀吃。

  可惜流源这样一个物产丰富风景秀丽的地方,在动乱的年代里,老百姓的生活却十分艰苦。不要说知青生活十分艰苦,老表一年到头忙忙碌碌辛辛苦苦,也并不富裕,还有不少人缺吃少穿 。平时吃的菜肴很难见荤腥,过年也没多少余钱买新衣服。“宁要社会主义的草,不要资本主义的苗,”使农林牧副各业得不到正常发展。“农业学大寨”仅仅是空喊口号,放“卫星”,不考虑实际效果。  我曾经遵照上头命令,带着小学生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,爬到村外的山坡上用砖块摆放“农业学大寨”的巨幅标语,然后刷上石灰。远在几里地外都能看见。可这种形式主义的做法又能带来什么呢?虽说师生们都嘀咕着反对这种做法,可上级的命令无法违抗。  烧山开荒开出来的地长不了多少粮食,盲目修凿的水库也蓄不了多少水,无法灌溉农田。拼命搞密植搞得脚也伸不下田,劳命伤财,老表敢怒不敢言。就是有少数敢发表不同意见的,说了也白说,没人当你回事。如果真要有人拿你当回事,那倒有可能大难临头了,弄不好就会挨批斗。  和全国其他地方相比,流源不算穷的,逢年过节家家都还能分到几斤茶油,几担谷。但大部分老表还是缺钱花,没钱看病。那时候,全大队一年由于生病没得到治疗而死亡的幼儿就有十来个。而每年的出生婴儿大约是七十多个。我的一个学生的妹妹发高烧,其实只要普通的退热片就能救了她,却因为是个女孩,父亲舍不得花钱给她治病,就眼睁睁地看着她死去。我当时听说了这件事,对那位重男轻女见死不救硬心肠的父亲很气愤,不能理解。现在想来,那位父亲也是无奈啊。他们当时确实是没有钱啊 。  那年头农民自家想养头猪都要经过批准。 自己种的菜,不能随便卖,否则会被当作“资本主义”批。如果不是当年狠抓阶级斗争,如果不是极左思潮的影响,老表的生活不会那么贫困。流源实在是个富饶美丽的鱼米之乡啊。  老表说 即使在抗战时期,日军也没到过流源,因为交通不便。因而这里受战乱的破坏并不严重。三年自然灾害时期,流源也是年年丰收的。可是由于盲目搞大跃进,人民公社,刮“共产风”,放“高产卫星”,浮夸虚报产量,连所有的种子粮都交了公粮,家家的锅灶都拔了,大人小孩全部吃食堂,搞到后来只能天天喝粥。许多人营养不良,都得了浮肿病。   当知青下乡后,上级要求我们和贫下中农一起忆苦思甜,回忆对比;可老表也好,队干部也好,几乎异口同声地提起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苦, 甚至没有人回忆旧社会的苦,令我们啼笑皆非。不过后来听得多了,我们也知道老表们说的是实话。他们确实缺少“阶级斗争”观念。他们更重的是家族观念。家族中死了长辈,无论大队干部还是生产队干部或是普通队员,无论出身贫下中农还是地主富农,都要按辈份尽孝抬棺材。在文革初期的运动中,他们的所谓搞派性也基本上是以宗族为帮派的。不少人提起旧社会的地主老财, 也并不是那么义愤填膺仇恨的。  在我们知青住的屋子上面,有一条据说是红军留下的标语。“红军万岁”清晰可见。村里曾经有人当过红军,也有被打死的。我们大队有个老表,据说当年参加了红军,在大部队撤退时差点被白匪活埋,幸亏他的一个亲戚认出了他,放了他,才幸免于死。他回到家乡后再也不敢对人说出自己的身份。直到文革初,许多天南海北来外调的人不知怎么找来,问到他许多高层领导的姓名,村里人才知道他过去的革命经历。如果不离开部队,老汉最起码也是师长级了吧。而他看上去只是一个又矮小又精瘦的普通农民。几十年在村里,默默无闻地种地,似乎并没有经历过那段当红军的光荣历史。也幸而是个农民,否则在运动中不被斗得半死也会被当作变节分子关押。  七十年代初,文革的火药味还很浓,远在偏僻的山乡流源,也无法逃脱运动的无形巨手。在 “一打三反”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,公社派人下来查大队诊所的账。大队诊所的老中医们,平时也会上山采点草药,或自行晒些饮片。看病收费十分低廉。我那时常去看病,记得一次只收几分钱。这本来是方便群众看病的好事。可医师们有时忙于给老表看病,收了钱就往抽屉里一放,也许有时就忘了登账。 天长日久,见抽屉里有些余钱,偶尔也就会打点酒喝喝。  运动一来,乡下人胆小,一看见上面的干部来势凶猛,便受不了了,不但诊所的一个医师自杀,连帮诊所做饭的老妈子也在饭堂的灶边上吊自杀身亡。场面吓人,令人毛骨悚然,一时间弄得人心惶惶。其实真要严格算起来,也没多少钱好贪污, 而且也够不上贪污的罪名的。但在那年头,一有运动的风声,便人人草木皆兵。  还有一回,一个民办小学教师的母亲为准备给儿子结婚要打几件家具,请了外村的木匠,做了几天木匠活。谁知到了第三天,上头通知大队干部严查外来人口。教师的母亲想,再有一天就能把家具打好,木匠走了就误事了。于是叫木匠爬到自家的阁楼顶上躲躲。木匠听到干部们进了门,便急中生智躲到了一口打好的棺材里。没想到大队民兵营长是退伍军人,警惕性高。他爬到阁楼上,一眼就看到棺材上的灰尘,和灰尘上的手印,一掀棺材抓住了木匠。  这下小学教师的母亲可倒霉了,被楸出来批斗,脖子上被挂了块大牌子,低头“认罪”,罪名是窝藏身份不明的外来人员。尽管她是贫下中农,却也免不了遭殃。如果换了出身地富家庭的,不知要怎么斗法呢 。这样的事情如今听起来有点荒谬,但在七十年代中期的中国农村,这是一件很普通的小事。  而真正的贪污分子、利用职权多吃多占的坏人,却并不一定能得到惩处。我曾经写过一些知青被冤枉、被迫害的小说,看似荒谬不可理喻,其实都是真实的故事。   有人拿江西人和其他地方的人比,说江西人自私,自顾自;安徽人对上海知青比江西人热情、和气。有人说上海人精,刁,所以江西人不喜欢上海知青,彼此关系僵。其实,流源的民风和我国大部分的农村地方一样,总体说来是差不多的。大部分流源村人都还是善良、淳朴、勤劳、热情的,即使在贫穷的年代、在动乱的年代也依然如此。只是流源因为是个大村庄,大村庄的人比小村子、小地方的人自然觉得势力强大,见多识广,“阶级斗争”就抓得比较紧,对知青也管得更加严厉些。  在一些小村庄,知青们常常能得到重用,发挥作用,有的甚至成为领导班子成员。例如山田坑的知青,他们的一些想法能被老表接受,因而在改变农村面貌方面能施展身手,取得成绩。他们那里的知青对老表的看法往往和我们不同。他们觉得在队里有地位,说话有影响,老表能听他们的,能尊重知青。而流源村除了小部分知青与干部关系还可以之外,大部分知青们常常是被训斥、被管束、被批评,连回家过年也不一定能得到批准,即使生病也会走不成。大事小事干部们由说了算。那时我因为家庭出身不好,身体又不好,不可能有很好的劳动表现,无法给干部们留下好印象,所以会感到压抑,感到干部们的威严权势,觉得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这些乡村干部们手中。我知道也有知青运用请客送礼等办法给干部们留下好印象  在七十年代初,在许多基层农村, 人治大于法治,一个干部一言九鼎的现象十分普遍。这造成了许多普通老百姓怕干部的局面。  有一次,一个女知青好心地告诉我,大队干部对我有意见,说就这个流源小学的老师架子大,一次也不去他家。她说,你怎么也不去干部们家里走走,拜访拜访。人家有人天天到书记家帮着喂猪,种自留地,聊家常,当然给干部留下好印象罗;而你却从不去走动,你哪怕逢年过节送点上海带来的糖果食品也好呀。可我固执地认为这是不正之风,应该凭表现而不应该凭关系。于是我和干部们的关系比较僵。即使我被学校、公社和县里评为优秀民办教师,也不能加入共青团,更无缘被推荐上大学。我这种不谙人情世故在以后的多少年里也未改变。它使我吃了不少苦,但我从不后悔。  七十年代初,流源还没通电,一到夜晚,一片漆黑,一片寂静,只是常传来几声狗叫声。整个山村就像隐匿在巨大的黑幕里。直到我回沪以后的许多年里,还经常会梦见这个景象。

2003年6月11日

作者:晓 歌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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