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前位置:网站首页 > 情感篇 > 正文

包含梦见从长辈手中拿回了自已的钥匙的词条

作者:admin发布时间:2021-11-16分类:情感篇浏览:55评论:0


导读:每天接洋洋放学,是杨建芬最开心的时刻。本文图均为澎湃新闻记者赵孟图“妈妈今天挣了多少钱?”“18元。”5月8日晚,53岁的杨建芬停好三轮车,对5岁的养女洋洋(化名)说出这个...

每天接洋洋放学,是杨建芬最开心的时刻。 本文图均为 澎湃新闻记者 赵孟 图

“妈妈今天挣了多少钱?”

“18元。”

5月8日晚,53岁的杨建芬停好三轮车,对5岁的养女洋洋(化名)说出这个数字,“够我们娘俩吃两碗面了。”这是略感欣慰的一天,即便生意最好时,也不过收入22元。

十年前的那场灾难,将杨建芬的生活截成两段。

5·12地震中,她和丈夫失去了16岁的独女,接着丈夫抑郁,试管婴儿失败,第一次收养的女孩出走……当第二次收养的女儿洋洋一天天长大时,丈夫却被查出罹患癌症,不到一年就离她们而去。

丈夫给他留下了一辆电动三轮车,成了她艰难度日的全部依靠。

绵阳市卫计委的数据显示,震后十年间,北川有超过1000个家庭顺利实现再生育,诞下超过1006个孩子。另有少数无法再生育夫妻,通过收养等手段完成“自救”。新生儿的到来,让一个个破碎的家庭重获安慰。

和所有震后再生养的父母一样,杨建芬面临高龄抚养的经济和心理双重难题。更大的忧虑在于,与女儿成长速度同步的,是她日渐衰老的身体,“我老了,她还没长大怎么办?”

母女相依为命,洋洋很黏杨建芬。

杨建芬没有被击垮,地震后,她作为志愿者帮助过许多家庭。洋洋的出现,更让她感觉,“女儿又回来了”。

长辫子

53岁的杨建芬皮肤蜡黄,像一颗干枯的树。她虚弱地坐在沙发上,垂到腰的辫子格外惹眼。“都说时间长了会忘了,她那么优秀怎么忘得了?”她叹息,迷茫的眼睛望向屋顶。

女儿方娟2008年16岁,在北川中学读高一,品学兼优,当了三个班干部职务。她当时个头已冲到一米七,一头辫子垂到膝盖,在北川中学无人不知。

杨建芬记得,女儿曾很认真地对她说过,“我的头发是你给的,你的头发是外婆给的,不能剪。”女儿离世后,她也十年未剪头发,要不是后来掉发,如今或许快到脚踝了。

地震来袭时,大地仿佛急转弯的车子,完全站不稳,她和同事混乱中逃到坝子里,抱着一棵树以使身体保持平衡。身后,7层楼高的北川大酒店瞬间变成4层,3层陷入地下。眼前的地面突然裂开,又合拢。

半个小时后,杨建芬才感觉到脚疼,一看两只脚血肉模糊。她被一个年轻人背到相对安全的职业中学,当时通信中断,他不知道女儿是生是死,也联系不到外地打工的丈夫。

升高中时,女儿考取了绵阳的南山中学,这是一所重点中学,但北川中学还是将方娟留了下来。后来,女儿多次提出想转学,地震发生前不久,杨建芬还去找过班主任,但未能说服老师,她后来心痛不已。

5月11日是周日,女儿下午去学校上晚自习,临走特地到妈妈工作的北川大酒店,拿了一颗棒棒糖给妈妈,杨建芬不喜欢吃甜,女儿还是让她尝了一口才离去。

到学校后,她接到女儿用老师手机打来的电话,“妈妈,今天是母亲节,我忘记给你买礼物了,下周回来补上。”

“你记得就行了,还买啥子礼物嘛。”这是杨建芬最后一次听见女儿的声音。

每年杨建芬和丈夫过生日,女儿都会用他们给的压岁钱,给他们买礼物。有一次,她发现女儿放学没按时回家,正要出门去找时,女儿却已站在门口,“一只手拿着花,一只手拿着一个钱包,说‘妈妈生日快乐’。”

杨建芬说她忘了自己的生日,女儿提醒她,“爸爸妈妈必须过生日,我们小孩子没有生日。”

震后的两天里,道路中断,信息不畅,她拄着拐杖,跑遍北川和绵阳的医院,“她那么坚强,肯定是从楼上跳下来摔伤了,一定是在哪儿治疗”。

但所有医院都没有女儿消息。

5月16日,她来到北川中学,一位搬运遗体的工作人员告诉她,方娟前一天已经运走了。

“你怎么知道是方娟?”她问。

“那么长的辫子,在北川没有第二个。”对方回答。

“拉去哪里了?”她着急追问。

“拉去火化了。”对方说。

杨建芬整个身体像被抽了骨头,瘫坐在地,嚎啕大哭。

再次见到女儿,已是2008年底,她到绵阳市公安局查询震后死者信息,在电脑里看到女儿当天的照片。

女儿就在眼前,“她仰着头,还是那么长的头发,身体一点伤口都没有。”胸前多了一个编号:10737。

杨建芬确认女儿已经离开的事实,她趴在电脑前放声大哭。警察没有制止,不停给她递纸,安慰她要坚强。

杨建芬翻看遇难女儿的照片,神情哀伤。

活下去

女儿罹难后,如何活下去成了一个问题。

躺在闷热的安置房里,她想过自杀。可是一想到女儿,“她那么懂事,那么优秀,肯定也希望我们好好活着。”杨建芬非常确信这一点,她甚至觉得,作为一个优秀女儿的母亲,她不能被打倒。

方娟是个难得的好孩子,这不是因怀念而做的记忆修饰。比如,才11岁,女儿就开始做饭,家里来了客人,杨建芬从来不操心,“妈妈你坐着,我去做饭”,吃完饭,女儿一口气又将碗洗了。

杨建芬没有专门教过女儿,都是她看着妈妈自学的。有一年杨建芬被蛇咬了,在医院躺了半个月,女儿每天送饭,三顿饭换着花样,连医生们都羡慕他有个好女儿。知道她吃饭离不开辣椒,女儿特地每餐带个小酒杯,盛放辣椒做的蘸水。

这些记忆在她脑海里回闪,像一个个明确的提醒,要她活下去。

地震刚过去十多天,杨建芬就报名参加了志愿者工作,穿上绿色的工作服,为安置点3000名灾民做饭,帮修建新房的老百姓捡砖头,十个指头磨出了血。这种义务劳动没有任何报酬。

2009年,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在北川设立援助工作站。工作人员了解到杨建芬的情况后,决定将她吸纳到援助站的志愿者工作中来。

在这里,杨建芬接受了专业的心理辅导,又帮助心理专家辅导其他灾民。

工作站原副站长傅春说,灾民们的心理状态常人无法理解,专家们主要以陪伴的方式,让他们倾诉,获知杨建芬女儿的理想是做公益,他们便在工作站开展一些社会工作,“让她延续女儿的心愿,获得肯定,找到活着的价值”。

导演黄小峰当时正帮中科院心理所拍一部纪录片,他说,中科院招募的志愿者有好几十名,最后“大浪淘沙”,就剩杨建芬留下来,“别人都是安排多少做多少,她是没有事情总要自己找些事情做的那种人”。

黄小峰记录下了杨建芬接受心理辅导的过程,“差不多是她在镜头前面哭,我在镜头后面哭。”经常一屋人哭成一片。

哭过之后,杨建芬开始帮助别的灾民,却无法帮到丈夫方永贵。

女儿离开后,方永贵以酒度日,52度的白酒,一天喝一斤,终日闭门不出。

杨建芬理解丈夫,他们都害怕那个可怕的问题:“你们女儿呢?”有些人是无意的,有些却是故意的。

有一次被问过后,杨建芬看见丈夫默默流泪。

再生育被提上日程,但夫妻二人都已高龄,自然受孕概率很小,只能考虑做试管婴儿。杨建芬奔波于绵阳和成都,抽血、调理身体。她当时已经44岁,频繁的抽血让两只手肿得像一对剥了皮的紫薯。

终于调理好身体,抽取的卵泡质量也达标后,医生发现,丈夫方永贵的精子已经所剩无几,“都是喝酒把精子杀死完的”。

杨建芬陷入绝望。方永贵沉溺在酒精中已无法自拔,没有酒就会打人。有一次,黄小峰问他,“喝这么多受得了吗?”方永贵冷冷地回答,“不喝才受不了。”

不久,方永贵被诊断为抑郁症,不得不每日服药。

杨建芬作为志愿者表现优异,获得不少荣誉。

“女儿又回来了”

收养是他们最后的“救命稻草”。

“我失去了一个女儿,一定要再养个女儿。”这是创痛留下的心结,杨建芬非常明确,她不要男孩,只要女孩。

2010年,杨建芬与弟弟商议后,决定将其亲弟弟16岁的女儿伟丽,过继给自己,一来本身有血缘,再者伟丽与方娟年龄相仿,或能在一定程度上,缓解对亡女的思念之痛。

杨建芬希望伟丽像失去女儿一样懂事,但她个性已定型,加上正值青春期,叛逆显露,相处的矛盾渐渐积累,最后只能解除收养关系。

杨建芬对这段经历不愿多谈。黄小峰知道,这次不愉快的相处,让她再一次受到伤害,但也让她明白,与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建立亲情,并非易事。后来,她将收养对象限定为婴儿。

时间跨入2012年,许多年轻夫妇,已经自然怀孕或者借助试管婴儿技术,获得了“新生”。与杨建芬同龄的向碧蓉,也在2011年通过收养完成了“自救”。向碧蓉15岁的女儿殒命于北川中学,她还有一个身体残疾的儿子,生活无法自理。

杨建芬有些着急了,她已经做了4年志愿者,在北川县城小有名气,希望收养一个女儿的消息,也四处传开。绵阳周边的福利院都被她跑遍了,甚至还到过北京、天津和上海,不是孩子有问题,就是因手续复杂,被迫放弃。

绝望时,方娟的影子时常出现在梦里:十斤重的大米和菜籽油,女儿一口气就提到了六楼;女儿在厨房里做饭,长辫子一直垂到腰上;一桌子菜很快就摆满了,女儿喊着爸爸妈妈来吃饭……

可是,她怎么也看不见女儿的脸。老人说,梦见死去的亲人,都看不见脸。

2013年农历正月,一个阳光很好的中午,杨建芬被朋友拉到公园散步,听见桥下有“哇哇”的叫声,大家上前一看,原来是个出生不久的弃婴。众人报了警,她又到绵阳登报寻找亲生父母,三个月无果后,民政局为她办理了收养手续。

实际上,方永贵最初并不同意收养婴儿,“我们都这么大年纪了,以后我们死了她还没长大”,方永贵认为这是不负责的。

杨建芬劝丈夫,“如果我先死,以后还有她陪着你,害了病也有个端饭倒水的人。”

这个弃婴就是洋洋,她的出现,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这个破碎的家庭。方永贵也从最初的拒斥,变得喜出望外,“喜欢得很,抱着就不想放下来”。邻居们也祝福她,“你做了那么多好事,这是老天送你的。”

重新抚养一个孩子的艰辛,超过了她的经验。发现洋洋时,这个小生命瘦得像只老鼠,甚至许多人都以为活不了。洋洋在医院里暖箱里住了半个月,才睁开眼睛,一次就花了2万多元。

恢复生机后的洋洋,每个月要吃掉六七罐奶粉。尿不湿也是一笔不菲的开销。两项加起来,一个月要两三千元。

杨建芬没有工作,每月收入只有丈夫2000多元的退休金。

丈夫精神和身体都很糟糕,夜里照顾孩子的任务,落在杨建芬一个人身上。每晚三次喂奶,白天更是得寸步不离。她原本164斤的体重,渐渐降到不到120斤。

她并不期待洋洋能多优秀,但还是不自觉与方娟比较起来:洋洋1岁零2个月走路,方娟8个月就会了;洋洋1岁零7个月才会说话,方娟1岁就可以叫妈妈。

虽然比方娟发育迟缓,但当她第一次听见洋洋冒出“妈妈”这个音节时,依然兴奋了好几天,“感觉女儿又回来了”。

杨建芬家厨房,挂钩都是买的简易胶贴。

“这是妈妈”

2015年,方永贵的身体每况愈下,脚掌肿得连拖鞋都塞不进去,吃饭也吞咽困难。他们不敢去大医院检查,只能求助于小诊所和民间偏方,按照“脑萎缩”来治疗。

杨建芬成了家里顶梁柱。

洋洋两岁了,杨建芬找到一份社区网格员的工作,每月可以获得500元的报酬。她用绳子将洋洋背起来,走街串巷,抱着大叠文件,登记住户等信息。

一次登记信息后,来不及将洋洋拴在背上,一只手抱着洋洋,一只手抱着文件,突然脚下踩空,从楼道里摔了下来,滚了半层楼梯。

洋洋大哭,“脸都被摔烂了”,在医院住了半个月。

隔代抚养不仅面临经济负担,心理上的压力更是这个群体隐秘的苦楚。

有一次,杨建芬和向碧蓉推着孩子散步,远处一个熟悉的人发问:“这是你们的孙子呀?”

“是我啥人关你毬事!”性格耿直的向碧蓉骂了回去。

相比之下,性格温和的杨建芬要委婉很多,她会主动避开那些看笑话的人,实在无法拒绝,她只能说:“逗你们见笑了,这么大年纪才养娃儿。”那语气几乎是在乞求。

这无意戳破了一个真相:她还能陪女儿多久?

现在,洋洋读幼儿园,各种费用和开支已让她吃不消,以后的开销只会更大,而她却在变老,如果供到洋洋大学毕业,她已经70岁。

“我们都死了,她还没长大怎么办?”她又听见丈夫的哀叹。

洋洋体质差,几乎每年过年,都是在医院度过的。一旦感冒,鼻炎、扁桃体炎、眼膜炎接踵而至。家中两个病人,让杨建芬心力交瘁,严重的时候她的晕病就会犯,“周围天旋地转,只能躺下去”。

去年10月,丈夫在北川中医院住院,洋洋在北川县医院住院,她刚照顾洋洋打完吊针,又要跑去照顾丈夫。她不放心洋洋一个人待在医院,便趁着医生不注意,将洋洋抱到了中医院。

失去女儿的恐惧在纠缠着她,除了去幼儿园,她与洋洋几乎寸步不离。

2017年夏天,杨建芬正在家里洗碗,转头发现洋洋不见了。她冲下楼在附近几条街找了个遍,最后发现洋洋在小区里跟孩子们玩。她气得想打人,可唤了声洋洋,女儿马上跑到身边,怒气顿时无影无踪。

次日,洋洋又一声不吭消失了。杨建芬一边哭,一边喊洋洋的名字,找了两个小时都无人影。她怕孩子被人贩子拐走了,心急如焚。最后,她在一家婚纱店里发现了女儿。这次,她让洋洋跪下,用棍子教训了她。

夜里,她觉得自己快撑不住了,压低声音哭泣,没想到被洋洋听见了。“妈妈,你怎么又哭了?”听见女儿稚嫩的问候,她又觉得浑身是劲。

洋洋一天天长大,已经40多斤了,看起来比同龄孩子要壮实些。杨建芬觉得,小女孩除了性格有点好动,越来越像方娟。甚至肥嘟嘟的脸蛋,也和方娟有几分神似。

她去幼儿园接洋洋,不时有小朋友喊,“你婆婆来接你了”,这让杨建芬有些尴尬。洋洋马上纠正,“这是我妈妈”。

幼儿园老师说,洋洋几乎没有和别的小朋友闹过矛盾,有小朋友欺负她,她总是躲开。吃完饭,洋洋还会主动去收碗。这是她在家里养成的习惯,杨建芬忙不过来时,洋洋就抬个板凳,站在上面洗碗。

洋洋的衣服和玩具都是邻居送的,但她从不嫌弃,一双鞋子破了,她还让妈妈帮她补好,杨建芬买回胶水,粘好脱胶的地方,继续给她穿。

杨建芬在人社局门口等待客人,这天她一无所获。

“向方娟姐姐学习”

杨建芬以为,一家三口的生活会逐步正常,无法料想还有灾难找上她。

2017年初,方永贵被确诊淋巴癌。她还记得,丈夫从绵阳医院拿回检查报告的情景,“他把检查报告丢在桌上,说,‘给你看,癌症,这下规矩了’(没救了)。”丈夫此前说话非常吃力,一般只能从喉咙里发出“嘿—哈”这样的简单字词。

杨建芬不信,又说服丈夫到绵阳复查,找了三个医生,最终确诊。杨建芬的眼泪淌到了脖子,绝望再一次笼罩这个家庭。

接下来的半年里,杨建芬四处借钱。现在,她尚有8万元的债务未能偿清。她说,如果自己实在无力还完,洋洋长大会记得。

2017年下半年,自觉无望的方永贵从绵阳转回北川,在县医院保守治疗。杨建芬带着洋洋陪伴在丈夫身边,度过了最后的艰难时日。4岁的洋洋不明白死亡意味着什么,但她已经可以给爸爸喂药,安静地站在病床边陪伴。

11月初,方永贵病故,留下她与洋洋相依为命。

杨建芬觉得,她把别人几辈子经历的苦,都经历完了。

在家里闷了几个月后,她决定找份活干。年底公安部门召集巡逻员,她报名参加,成为巡逻员中唯一的女人。

每天晚上,她把洋洋哄睡着,用被子在周围摞起一道“墙”——怕她掉床下去,这才悄悄出门。从晚上10点半工作到次日4点半,每月500元报酬,连续工作两个月。

1月8日夜里,北川突降大雪,杨建芬在街上拍了照片发到微信朋友圈,“好冷啊”,被幼儿园老师看到,第二天老师问洋洋,“你一个人在家害怕吗?”

洋洋回答:“不怕,妈妈挣钱钱,买新衣服新鞋子。”

失去丈夫退休金的经济来源,家里仅剩下一台电动三轮车。那是方永贵腿脚不便,花了8000块钱买的代步工具。杨建芬原准备将车子卖掉,换作女儿的生活费。她要照顾洋洋,无法分身长期工作。

她希望政府能考虑她的特殊处境,安排一份适合自己的长期工作,“哪怕擦厕所也行。”他给社区书记打电话,对方表示很为难。

向碧蓉劝她,你把车子卖了,钱花完怎么办?不如学着骑,兴许还能拉客赚点钱,也能照顾到洋洋。杨建芬让小区保安教她操作,次日便开车送洋洋去幼儿园,第三天就上街可以拉客。

北川县城人迹寥寥,公交车1元钱坐全程,她的三轮车,一趟只能收3元,而且经常会被讨价还价。政务中心和社保局是她常去的两个地点,生意最好的时候,一天最多挣22元,平常往往只有几块钱的收入。糟糕的时候,甚至不会开张。

现在,她和洋洋住在尔玛小区一套三居室里,房子是震后政府补贴购买的,按揭款尚未还清。屋内保留着开发商留下的简单装修,厨房墙壁挂钩用的是简易胶贴。

洋洋明白这些,每天放学回家就问,妈妈今天挣了多少钱。然后跑到二楼,熟练地打开门,从窗户放下插线板,又使劲将插头摁进去,让妈妈在楼下给车子充电。

上个月,洋洋感冒发烧,无法上学,杨建芬便带着洋洋和她一起拉客。当天气温爬升到30多度,洋洋喝光了带来的一大瓶水,还不停喊,“妈妈,太热了,我们回去吧。”杨建芬一摸,女儿衣服都湿透了。

她赶紧把洋洋送回家,打开电视机播放动画片,将门反锁后继续去拉客。晚上到家,她听见电视机还在响,洋洋已经倒在沙发上睡着了。那沉睡的样子突然让她眼眶湿润,“这就是我女儿,她不会再跑了。”

杨建芬想到今年清明节,第一次带着洋洋去北川老乡城,给方娟烧纸。她告诉洋洋,这是你方娟姐姐,她很懂事,要像方娟姐姐学习。洋洋似懂非懂,扯了一束小花放到坟前。

“方娟,你说过的话,妈妈都记得,你没有完成的事,妹妹来完成。”杨建芬相信,洋洋终有一天会明白。


欢迎 发表评论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