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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含梦见自已到财务室上班的词条

作者:admin发布时间:2021-11-15分类:动物篇浏览:117评论:0


导读:▲母校兰大的新门楼兰大与我孔明一兰大110周岁了。作为兰大的学子,不想她是不可能的——不唯今日,几乎日日。在我的心里,岁月的錾子凿刻了一尊碑,上边已刻满了我对兰大的思与情、爱与敬。...

▲母校兰大的新门楼

兰大与我

孔明

兰大110周岁了。作为兰大的学子,不想她是不可能的——不唯今日,几乎日日。在我的心里,岁月的錾子凿刻了一尊碑,上边已刻满了我对兰大的思与情、爱与敬。或者说,人在旅途,兰大是我人生的一个印戳,烙印了,就长在身上了,走到哪儿,都有资格以兰大人自居了。

1981年夏,临近高考,我常在校园里徘徊。时而低首,时而望天,时而对着一颗树或一丛兰草发痴发呆。高中就要毕业,我能顺利考上大学吗?全国那么多所大学,哪一所将接纳我?

▲母校兰大的图书馆

一日,在花园边上徘徊,被阅览亭里一张彩报吸引了过去。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凝聚在一幅风景照上:黄河岸边,绿柳垂吊,一座铁桥横卧,有学子抱着书正在优雅地散步。目光移向报头,才看见了“兰州大学”的名字。仔细地阅读完兰大的自我介绍,我怦然心动了,寻思:若是能像那风景照里的学子抱着书在黄河边散步,该多美、多惬意、多得意啊!随即,一朵愁云涌向心头。人家是全国重点大学,咱够得上吗?虽然心高如天,但仰望白云悠悠,我的心里尽是忐忑不安。并非自卑,却也并非自信,只是心存一种心驰神往的愿景罢了。

填写高考志愿时,我神使鬼差地放弃了重点大学那一栏,直接在一般大学的那一栏里填写了唯一的学校——西北政法学院。我的目标真不高远,能上大学就谢天谢地了。志愿表上交后,班主任王至正老师气冲冲走进文科班,指着我说:“你来!”转身即去,疾步如飞,我追跟不上,便踅进了厕所,想让自己的情绪舒缓一下。此前,已挨过他一顿训斥,心里嘀咕而胆怯。那是在春天,学校动员报考航空学校,我和班长都放弃了报名,导致全班没有一位报名的。王老师大发雷霆,骂我们没有爱国情怀。班长坦白,说他是听了我的话且觉得我的话很有道理才没有报名的。王老师闻言,气得满脸通红,把我叫到他办公室,先是一顿批评,然后又语重心长,使我如释重负,没有背上不爱国的包袱。我记住了他的一句话:“人生如履薄冰!”

▲1982年春节,与高中同学张小朋看望语文老师陈瑞琳先生

我向王老师办公室走去,心里真有“如履薄冰”感。走到门口,立定,喊了三声“报告”,里边没有回应。王老师背对着门,伏案而坐,头也不抬。我正要再喊,他终于转过头来,铁青着脸说:“进来!”走近,端立他座椅跟前,只见我的志愿表正摆在桌面上。王老师说:“你很张(陕西方言,轻狂的意思)啊!”又说:“真是出得槽了!”这是骂人的话。我已明白他生气的缘由了,盯着自己的志愿表,不敢吱声。他用指头敲着志愿表重点大学一栏说:“给我乖乖填上,填满,五个志愿,不许有空留格!”又指着第二、三、四栏说:“都填满!”又加重了语气:“这是态度,懂吗?”我向他解释:“我为了保险!”王老师说:“幼稚!”摆摆手:“快回去填写好交来!”我回到教室,坐在自己的座位上,恭恭敬敬地在第一栏里填上了兰州大学。

真没指望考上兰州大学,觉得上西北政法学院或许还有些把握。和其他同侪考生一样,其后是漫长而怀有隐忧的等待,整天用读书熬着时光,用指头掐算着日子。心里只祈祷考上,不要再回母校“吃第二遍苦,受第二茬罪”便好。

▲1983年春节后,大哥张强民送我到西安,于革命公园前合影

一天晚上,生产队长王宣旗突然推门走进我家,对我妈说:“便姑(我妈名王便),你孔(我的昵称)考上了!”闻听此话,我的心腾腾腾地狂跳起来。且听他往下说。他说:“我进县城办事,路过县政府,看见光荣榜了,大红的纸,贴在墙上,醒目得很!我就寻孔的名字,看见了,很靠前的。”此言不虚,当晚,县广播站也广播了榜上的考生姓名,果然有我。一颗悬挂的心骤然间落地,至于上那所学校,真无所谓了。那时候,考上便是鲤鱼跳龙门,偷着笑呢!

有一个日子像我的生辰一样镌刻在了我的心里,那就是1981年8月17日。连日霪雨,忽然放晴了。晌午,有些闷热。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,我即闻声出门,只见大队会计陈景缠踩着一路烂泥,从场畔走来,蓝天白云衬托得他格外精神。他是我大哥的同学,与我大哥同年,且一直友好,我叫他景缠哥。他笑不拢嘴,脸上就像一朵莲花开放。他穿着靴子,裤管绾到了膝盖,靴子上沾满了湿泥。手里拿着一个大牛皮袋,说是兰州大学录取通知书。村里一些人闻讯,跑来围观。当着众人的面,我拆开大信袋,里边居然还套着一个小信封,再打开,才看见了录取通知书。此外,还附寄了《新生入学注意事项》,将如何报到交待得一清二楚。

▲1981年8月17日,收到兰大录取通知书,此为附件一

对兰州,我知之不多,却也并不陌生。一者,我是文科生,学地理。兰州是西北第一工业城市,又是甘肃省省会所在地。二者,我知道兰州军区是全国七大军区之一,听说景缠哥的门中人在那里给司令员掌大厨。三者,我读过关于兰州战役的书。故此,能上兰州大学,我真是喜出望外。或者说,录取完全赶我心上来了。我一家人都高兴,这是自然而然的。特别是父亲,他寄予我厚望,我总算没有辜负他。今后,他在人前说话应该更有底气了。

家里人迅速行动起来,为我上兰州大学做准备。其实也没啥好准备的,一切都现成的。王老师说我张,我得承认:“有点!”高考后一回到家,村里人问:“能端上公家饭碗不?”我回答得不留余地:“能!”叫我妈、我姐给我缝被子。从接到通知书,就预备上路了。第二天,我回了母校,去向老师报喜。第三天,我哥去粮站卖粮食,换全国粮票,并帮我迁移户口。这意味着从今往后,我吃上“商品粮”了;也意味着从今往后,我告别自己的家乡了。在那个时代,“吃商品粮”是被村里人啧啧称羡的。

▲1981年8月17日,收到兰大录取通知书,此为附件二

我父亲在玉山供销社工作,供销社在许庙街道上。母亲送我到许庙,在父亲那里住了一个晚上。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离开父母,不能说难以割舍,却可以说心里还是怪怪的、酸酸的。我躺下睡后,闭着眼睛,其实并未睡着。母亲几次走到床边,拽我身上的单子,其实是为了看我。我那时候还不能真正理解一个母亲的心,甚至嫌她过于操心,因为她总在和父亲嘀咕,也不知道父亲睡着了没有。

供销社有一辆东方卡车,第二天进城送我。父亲为我准备了两大木箱行李,最占地方的当然是两床被子和褥子,都是新棉花网套的被胎、纯棉的被里、印花布的被面,看见喜庆,摸着柔软。父亲尽他所能,日常用品能想到的,都备了双份。就这,我妈还怕我在外边“受症”(陕西方言,就是受苦、受熬煎),临走前,把一沓子新角币(10元)塞进了我随身携带的挎包里。

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:1981年8月25日,农历七月廿六日。那一天,是我告别农村、告别故乡的日子。

▲1983年夏,在兰大校园散步,左为彭碧仙,高我一级,经济专业;中为宋玉琴,低我一级,化学专业

父亲跟着卡车把我和行李送到西安火车站。父亲决定先送我上火车,然后他再办理行李托运。我排队买了去兰州的火车票。赶上学生暑假返校,西去的车票供不应求,西安火车站临时加了一趟慢车。那时候我对火车的快慢还没有概念,并不知道快车有多快,慢车有多慢,只知道西安距离兰州有1000里。我家离县城40里,感觉已经够远了;离西安100里,那就更远了。我要去的兰州,1000里,该有多么遥远呀!

父亲陪我在火车站广场排队。那队形拐了几个弯,真像蛇爬行一般。雨后的晌午,天上有日,却被薄云遮挡,雾雾的,没有风,湿热难耐。父亲看着行李,我去附近一个书摊上买了两本《长安》文学月刊,准备在火车上看。排队等候进站,感觉时间漫长呀。好不容易进站了,终于顺利上了火车。

▲1983年春节后返校,于西安兴庆宫,中间为我大哥,右为高中同学贾西民

此前,我曾经两次跑到火车站,买票上了天桥看火车,做梦也没想到我自己会坐在火车上,感觉真好呀。期盼着火车开动,火车真开动了,伴随着长笛和车身颠动,车头冒起了白烟。在那一刻,感觉长笛是那么悦耳,颠动是那么舒坦,白烟是那么好看。也是在那一刻,我的梦想放飞了。

在火车上,我一直望着窗外,眼睛舍不得离开。扑眼而来的田园、村庄像画儿一样逼近跟前,又一闪而渐远。离故乡越来越远了,离梦想越来越近了。我想象着兰大,想象着今后的大学生活。

看久了,眼睛看累了,就把目光收回了车厢。慢车站站都停的,而且停很长时间。中途上来了两个与我年龄相近的人,一看就是学生,就和他俩搭讪,才知道他们也是兰大的新生。一个叫马金魁,眉县的,被录入外语系英语专业;另一个姓名不记得了,好像是耀县的,被录入了哲学专业。我们立即亲热起来,顾不得欣赏窗外了,谝得很是投缘。

▲1982年春节后,小舅送我到西安,于革命公园合影

下午四五点吧,火车进了宝鸡站,等了不长时间,听到广播说宝天铁路断了,火车不能运行了。我们仨都是第一次出远门,心里的紧张可想而知。广播通知,让返校的大学生与大学新生出站后集中,统一安排住行。出站时天降大雨,我正好带着一把红油纸伞——就是毛主席去安源时手里拿的那种。瞥见一女子胸前戴着兰州校徽,我立即奔过去,把伞撑在她头顶上,告诉她,我们仨都是兰大新生。她很热情地接纳了我们,领着我们去了一家旅社——应该是车站安排的。旅社的店名里有一个“红”字,忘记了是红星抑或是东方红。我们被告知,已经没有床位,只能打地铺了。我跟着那位学姐去办手续,一晚上很便宜的,每人8毛钱。又买了长途汽车票,明日早上5点半出发。关于车票,有个小插曲。我们四个人结伴儿,买的票却不是同一辆车,那位学姐去交涉,把我们调在了同一辆上。

我们都睡得踏实,却都很警醒,按时“起床”了,也按时上车了。对号入座,我们是最后一排。一路上的事多半记不清楚了,只记得两辆班车结伴而行,我们坐的是第二辆最后一排。半路上不记得到了哪里,班车停下来休息,我第一次吃了榨菜——味道至今记忆犹新,而且记得学姐给我们从罐头瓶子里用勺子剜舀榨菜的情景,她的手真白、真灵巧呀!说几句后话:我后来一度爱吃榨菜,总吃不出那位学姐罐头瓶子里的那种味道,百思不得其解。她的榨菜真香啊!

▲1982年春,于五泉山上,踌躇满志呀

日落的时候,两辆班车把我们拉进了固原车站,住了一晚,第二天蒙蒙亮,又上车赶路了。四个年轻人坐在一起,自然不寂寞。翻越六盘山时曾经有惊无险。上到山顶转而下行时,前边那辆车竟然驶离了公路,幸而公路边上是个缓坡,坡下还有梯田或者台地兜着。但不敢往下看,下边不是万丈深渊,却也不是一马平川。眼看着车横踅在半坡上,悬悬乎令人心惊胆战。我们的车停了下来,车上人都下来。那辆车上的人也都小心翼翼地从车里出来,上坡时我们都顺势给一只手拽拉。没有办法的办法是那辆车上的人都上了我们的车,车在下行时虽然缓缓行驶,小心翼翼,但车上的人肯定都捏了一把汗。等车行驶在平地上了,车上的人才都松了一口气。已经调度来一辆班车,我们车上站着的人又都下去了。

▲兰大的教学日历,每学期都发

还有一个插曲:车过定西,只见公路两边都是瓜园,白花花的满地都是。学姐告诉我们,那叫白兰瓜,兰州特产,很甜,很好吃。过一个瓜摊时,班车停了下来。瓜摊很大,垒起的瓜像一座小山丘,旁边站立着一位老农和一个小姑娘。老农叫卖,车上人都蜂拥而至。有买瓜的,也有不付钱就把瓜抱回车上的,竟然还有人抱起瓜就向车上扔,竟被人从窗口接住了。连续扔了好几个,有一个砸在窗玻璃上,碎了玻璃,司机看见了,没有言语,招呼大家上车。车开动了,一车人都在吃白兰瓜。

黄昏,车开进了一条宽阔的马路——后来就知道了那叫天水路。我觉得西安的路够宽了,却没见过天水路这么宽,宽得就像一个长方形的广场。班车绕到了兰大门口,停下来,让我们下车。我们向司机挥了挥手,表示感谢。班车绝尘而去。

▲1981年入学报到册,登记名为张孔民,时年17岁

兰大校园的门楼是一道风景,我早已看过照片了,但还是在竖挂的兰州大学门牌前驻足,行了注目礼。

进了兰大校园,迎面的文科楼前,摆了一排迎新的桌子,我一眼就瞅见了历史系的迎新招牌,激动得疾步走近。一位同学笑眯眯迎来,接过我手里的帆布包,我就跟着他走,和他交流,竟忘了和那位学姐挥手告别,等我反应过来时,已不见她的踪影。对她一直念念不忘,时常用目光在女生堆里横扫,就是找不见她的模样。此前问知她是数学系80级的。校园太大了,一开始不好意思打听她,到好意思了,她已经毕业离校了。至今不知道她的姓名。她是四川人,毕业后应该回了四川。

▲1983年夏,与同舍同学王兴斌于宿舍合影,背景为我的床铺

接过我包的,名叫王兴斌,个子比我高,也比我帅,总笑眯眯的,戴着深度近视镜。问知,他也是新生,新疆哈密人,与我一个宿舍。他显得老练而沉稳,开学后就做了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。一直到毕业,他对我一直友好。寒暑假归来,他带好多新疆土特产,供全宿舍的同学享用,如葡萄干、哈密瓜等。1984年暑假,他和我宿舍里的其他同学去过我的故乡,那都是后话。

到兰大报到第二天,就接到我父亲电报:“兰大接行李两件。”由于铁路中断,父亲没有写信,也没有更具体的信息给我,我和全宿舍的同学分析,电报告诉我,有两件行李托运到兰大了。我天天去校门口的收发室和邮电所,查看包裹、行李到达信息,一壁墙上写满了姓名,就是不见我的。同宿舍的同学陪同我去火车站查找,也一无所获。没有被褥,学校安排我去住招待所,第一天上课就迟到了。招待所的所长听说后,同意我将被褥带回宿舍。

▲1982年春三月,姨父贾增华先生到兰州看我,于黄河铁桥留影

一个月过去了。十月的兰州,已经很凉了,我心里火烧火燎,写信给父亲,终于接到回信,父亲在信上说,送走我的当天下午,他看见了兰州大学接待站,旁边停着一辆大卡车,喜出望外,就去告诉接待站的人,他是新生的父亲。一位姓梁的科长热情地接待了他,并接收了行李,让他放心。父亲没有理由不放心,高高兴兴地回许庙了。

离开父母的那天晚上,父亲说过一句话,我一直记在心里。父亲说:“在家靠父母,出外靠组织。”我看了父亲的信后,第一个反应就是去找“组织”。我去了校部,却不知道“组织”是谁,在楼道徘徊、犹豫,一间房门敞开着,里边有人问:“这位新同学,你有事吗?”我闻声走进去,手里拿着父亲的信,将信里的内容告诉了他,他笑了笑说:“你不要急!”拿起话筒,拨通了电话,说:“小梁,你来!”不一会儿,进来了一个人,三十来岁,蓝制服外套。他听明白了我的情况,让我去他办公室。一进去,他一脸不高兴,批评我:“为什么不直接找我呀?”我想解释,却张不开口。他承认他接收了我的行李,答应帮我寻找。他就是父亲信上说的那位学生科梁科长。后来开学生大会,招呼我进办公室的人坐在主席台上,我这才知道他是校党委副书记聂大江。他后来当了兰大的校长、书记,先后兼任甘肃省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、省委副书记,从中宣部副部长任上离休,都是后话。

▲1982年春,游五泉山。后排左为同学李延长,后排右为程旭;前排左为我姨父,前排右为我姨父的同事张玉林

过了一个周,梁科长终于告诉我:“行李找不见了!”闻听此言,如雷轰顶,我的眼泪几乎要急出来了。他安慰我不要着急,随即拨通了历史系办公室王文淑老师的电话,说像我这种情况,可以申请困难补助。王文淑老师兼着我们历史系81级甲班的班主任,对我的困难了如指掌,也一直在帮我寻找行李。

按照王老师的吩咐,我写了困难补助的申请。过了几天,王老师就带我去定西百货商店,帮我购买日常生活必需品。王老师不但慈爱如母,而且心细如丝,能考虑到的东西,都替我买了。过冬的绒衣、绒裤,都是双份;一件夹克外套和一条涤纶裤子;两床被面,一条是缎子,一条是绸子,纯棉胎套子。我至今记得:绸被面子9元,缎被面子13元。这一下我可以安然过冬了,不眉开眼笑,都由不得我了。

星期天,我去文科三楼教室读书,路过一个教室,几位学姐把几个桌子拼在一起,正缝被子,我认得那被面子,脸立即热辣辣起来,却不好意思进去向她们当面道谢。事后,王老师还告诉我,买被子、被套的棉布票,都是高年级学哥、学姐捐献的,她把剩余的全给了我,叮咛:“寒假拿回去,你家里人用得着。”感动得我心里只觉得热,脸上也烫,却不知道说啥好。从这一日起,我心怀感激,一直到毕业,一直到今天。我爱兰大,起根发苗就在这里。

▲1983年夏,与诸同学游览黄河。

11月的兰州绝对是冬天。一日黄昏,天飘着雪花。我从同学手里得到了一张《兰州大学》校报,四开四版,“兰州大学”的红色报头特别醒目。我边走边浏览,看到第二版时,一行标题吸引了我:《温暖先寒来》。心咯噔了一下,感觉是我的话,一看正文,果然是我的。文章不长,五六百字,却变成铅字了呀!接连看了好几遍,心里的“温暖”真难以言说。我把报纸揣在怀里,一个人在灯光下、林荫道上走了几个来回,以慢慢回味自己的“成就感”。

▲1981年11月27日,第一次把钢笔字变成铅字

自从铺上了绸面褥子、盖上了缎面被子后,我的心里就酝酿了一篇文字,恭恭敬敬地写在稿纸上,悄悄溜进校报编辑室,放在了编辑李生茂老师的桌案上。我没指望发表,但存有奢望,想不到真发表了。在我心目中,印在纸上的铅字多么神圣啊!多么高不可攀的!我记得清楚:上初中时,父亲曾经给《西安日报》的“读者来信”版写过一封信,内容我忘了,却牢记了抬头的两个字:“编辑!”我不认识“辑”字,父亲只有一本陈旧的《四角号码字典》,为了查“辑”字,我研究了一上午查字法,稀里糊涂竟查找到了。那是我唯一的一次使用《四角号码字典》,其收获便是认识了“编辑”的“辑”。我没有请教过别人,心里只管琢磨兼想当然,认定“编辑”是很了不起的角色,起码很权威,好像无所不知,若其不然,为何报纸上的“读者来信”,都写给了“编辑”呢?我当然不会想到,这可能是我宿命的渊薮,我是命里注定要当编辑、要吃文字饭的。

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我还领到了稿费:3.5元!在我眼里,这是一笔“巨款”,要知道我入学后第一月的伙食费才是6元!我把这3.5元纸币郑重地夹在日记簿里,压在箱子底里。后来,即使在我最缺钱的日子里,我也没舍得动这笔具有纪念意义的稿费。

▲1982年12月3日,我写的通讯稿

因为这篇文章,我被校报吸收为通讯员。说来惭愧,大学四年,我总共在校报上只发表了4篇文章,另三篇是《美之歌》《打水大哥·扫地大哥》和《心里的话儿说给母校听》。《美之歌》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散文,与《温暖先寒来》是同一个主题。《打水大哥·扫地大哥》应该算通讯稿,写的也是真人真事。“打水大哥”是指隔壁宿舍的朱永相,他来自河南,年长,当过民办教师,人非常好,和善,勤快,助人为乐。他不睡懒觉,起床很早,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去打水,左右俩手各拎三个热水壶。有时候,他左右手里只拎两个壶,半路上遇见打水的同学,必顺手接过壶,笑眯眯的,就像自己得了啥好处似的。一些宿舍的同学星期天都睡懒觉,起床后壶里空空如也,必到朱永相的宿舍去蹭开水。我问过他为何要这样,他笑呵呵说:“我正好锻炼身体!”他毕业后被分配到兰州市委宣传部,前途无量是肯定的,却身患绝症,早早地离开了我们。写到这儿,他的音容笑貌活灵活现在我的眼前,我已泪如雨下。当年我一直叫他大哥,他真是个好哥儿!“扫地大哥”是指同宿舍的管廷辉,他来自辽宁,也年长,有长者风范,谨言,与人为善。大学四年,宿舍里基本上都是他在扫地、抹桌子。与我友好,去过我家。大学毕业后,他回了辽宁,被分配到阜新矿业学院。多年前他来西安,我们见过面。我祝福他。《心里的话儿说给母校听》,其实是我毕业后写给母校的一封信,没想到发表了。

▲1985年10月5日,我写给母校兰大的一封信

提起在校报发表文章的往事,有两位编辑老师绕不过去,一位是李生茂老师,我发表的文章,都经过了他的修改。另一位是张硕敏老师,大不咧咧的那一种知识女性,却当得起“落落大方”四个字。在我眼里,她有端庄之美,更像个大姐。对我的写作,她一直鼓励有加。她后来当了校报的主编,我毕业后她又当了校党委宣传部副部长,分管校报。我写给母校的那封信很自然落入了她之手,被发表就在情理之中了。

我本有文学情结,又与校报结缘,写作的热情自然不减。给《诗刊》寄过一首诗,被退了回来。给《中国青年报》的“秋实篇”栏目寄过一篇杂文,也被退了回来,编辑在退稿一文标题旁边有批语:“文笔不错,缺点:浅!”一个“浅”字,如冷水浇头,又如醍醐灌顶,使我既受到刺激,又有所感悟。我当了编辑之后,更掂来了一个“浅”字的分量:为文不浅,谈何容易,须得用一生去修炼!

▲1982年国庆,参加征文获奖

也因为文学情结,对兰大的文学活动我一直给予关注,但缺乏参与的热情,原因之一是自卑,原因之二是自尊。兰大有个文学社,社长是黄建国,他是79级中文系的老大哥。对他吧,我只有尊敬,却敬而远之,说起原因,一言难尽。文学社办了个《五泉山》文学杂志,我是否投过稿,记不清了,但即使投稿,也自信不足。我读过《五泉山》上的作品,佩服是主要的,一些同学的文笔、文采确实好。意识到了差距,我就不刻意求发表了。“纸上得来终觉浅,绝知此事要躬行。”一直到大学毕业,我没有放弃阅读和写作。我希望在阅读中接受文学熏陶,又在写作中提升自己的文学水平。

▲1982年9月,获赠兰大党委宣传部纪念簿

学校每次征文,我都参与了。一次是《祖国,我爱你》征文,时间是1982年国庆。记得我写的是散文《被子》,获得了三等奖。《被子》写的还是我丢失行李的事,能获奖可能还是因为文章有真情实感。此次获奖给我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息,那就是写作离不开真情实感。我是从农村迈进大学校门的,丢失行李那一年我才17岁,第一次离开父母,在举目无亲、孤独无助的情况下直接感受到了母校兰州大学的温暖,对母校的热爱是发自肺腑的,怀揣感激和感恩,感情不由自主,化作文字就很自然能打动人了。在那一代大学生心里,母校就是祖国,向母校抒情就是向祖国抒情。

▲1983年参加兰大举行联合国亚太经社委员会“环境与发展”大学生作文比赛征稿活动

另一次是1983年,兰大举行联合国亚太经社委员会“环境与发展”大学生作文比赛征稿活动。看到通知后我怦然心动了。我对这个主题并不完全理解,之所以有了参与的冲动是因为我联想到了我的家乡。寒假回老家去,目睹了南北沟的滑坡完全是垦荒种地引起的。我现在回想起来,不能不惊叹母校兰大的先见之明与远见卓识。改革刚刚起步,发展迫在眉睫,母校兰大已敏锐地关注“环境与发展”了,这个征稿活动至少向莘莘学子传递了一个信息,那就是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,如果那样终将得不偿失,甚至适得其反。现在,恰是生态环境的恶化开始困扰改革,甚至困扰现代人的生存、生活质量。嗨,一些事非得回头看才掂量得来其历史性的厚重。

第三次是1983年,兰大学生会举办国庆征文,我的散文《宜把诗魂壮国魂》获二等奖,奖品是狄更斯的名著《远大前程》。我手头还有其他奖品,多是笔记簿,居然还有兰大党委宣传部奖励的,却忘记了具体的活动名目。抚摸着这些奖品,我落泪了!

▲1983年12月,第一次领取选民证

岁月过滤了我的记忆,反而使我的一些记忆像图画般清晰。我上兰大后,有两个暑假没有回家,不是不想,而是不能,因为回家要花路费。学校每月发给我21元助学金,吃喝是足够了,但一买书就捉襟见肘了。父亲刚落实政策,被恢复党籍,工资由原来的37元调到了50元,一大家人的吃穿都需要他贴补,给我的零花钱十分有限。每次回家,来回路费及花销,至少是父亲一月的工资。故此,虽然想家,但还是觉得留校比较划算。

▲1983年初夏,走在兰大林荫道上

1982年暑假,感觉美得很。校园里空荡荡的,树木花草正茂盛,走到哪儿都是风景,都好像人在画中行走。每天上、下午,最惬意的是去图书馆阅览室,一本书接一本书地阅读,完全称得上如饥似渴。不去读书了,就坐教室里写作,笔耕的喜悦难以形容。沉浸在自己虚构的文字世界里,浑身像长了翅膀,轻飘飘的,真有翱翔云上的感觉。眼累了,手困了,就走出教室,走出文科楼。楼的东边有一条林荫道,直通古典庄严的图书馆,馆前是假山喷泉,在朝阳或斜阳下,时常变幻着五颜六色的彩虹。林荫道旁,老柳垂钓,遮天蔽日,漫步其下,如同置身仙境一般。我喜爱这条林荫道,喜欢一个人,迈着轻快的步子,想书中的人,也想心中的人,如痴如醉了,竟然眼含泪水了。少年不知愁滋味,不知为谁洒清泪。

▲1983年初夏,与同学马金魁在校园散步

1983年暑假,有一件事对我意义重大,那就是勤工俭学。本来我是想报名参加暑假自行车丝绸之路考察队的,只可惜我的车技太差不能满足长途骑行的要求,临时抱佛脚训练已来不及了,只好放弃了。正扼腕叹息,又听说兰大与中国科学院、北京大学等科研院校开门合作,暑假要去西固搞大气观测实验,需要学生打工,我就报名了。8月9日上午,经过了短期培训的我们,被一辆校车拉到了“兰化”的一幢楼里,我们就在此安营扎寨了。食在兰化研究院职工食堂,住在兰州市政第四工程队新楼406房间。我与刘中祥被分配到科学院实验小组,带队的是一位女老师,姓齐。我与刘中祥的任务是收放氢气球。老师让放,我们就按照操作要求轻轻地转动齿轮,让氢气球升高,升到预定的高度,然后固定。人必须守候,寸步不离,还要不时地观测氢气球在蓝天白云下浮动。我们俩管三个气球,俩白一红,听说白的是国货,红的是美国货,俩白的加在一起都没有一个红的值钱贵重。那红的要回收,反复使用;白的破了就破了,有时候就破在高空,随风飘浮,不知在何处飘落。这时候我才恍然大悟:小时候在故乡北沟拾到的所谓“飞机蛋”其实就类似于我们释放的那种气球,剪成小碎片可以吹无数个小气球。

▲1983年8月,赴兰化勤工俭学时的临时出入证

勤工俭学不只使我受到了锻炼、拓展了眼界,更重要的是使我明白了很多道理。一些道理来自老师的言传身教,一些道理则是我身临其境之后逐渐感悟的。一位工程师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,说是姐弟去乡下玩斧头,弟弟对姐姐说:“你敢把指头放在墩子上,我就敢剁!”姐姐说:“你不敢剁!”真把指头放在墩子上,弟弟的斧头真落下了,姐姐的指头真被剁了。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悲剧,是因为姐弟俩的思维顶牛了:姐姐只想着弟弟肯定不敢剁,弟弟却想着我剁时姐姐肯定会把指头拿开。这个故事告诉我:人不能存侥幸心理,更不能孤立地想问题,否则就可能事与愿违。

此次勤工俭学使我意识到了环境保护的重要。国家在兰州西固进行大气观测不是无缘无故的。那时候的兰州空气真不敢恭维,记得有时上课回到宿舍,鼻孔里有黑乎乎的东西粘在鼻毛上。我之所以参加亚太地区环境与发展的征文活动,应该是基于兰大人环境意识的早期觉醒与耳濡目染。

▲1984年暑假,赴西安实习,与同学程旭大哥合影,背景为乾陵

1984年暑假,历史系八一级全体同学组成学生实习考察队,由叶骁军老师带队,赴古城西安参观学习。乘火车到西安后,两辆大轿车把我们拉到了西北大学校园,我们将借住在西大的学生宿舍里。与兰大相比,西大的校园更像风景区,草地绿茸茸的,像地毯一般。十多天里,我们每日早出晚归,被大轿子车载着,参观大雁塔、秦兵马俑、乾陵和茂陵、楼观台以及周、秦、汉、唐都城遗址。现在回想起来,真是个美!兰大对我们这些莘莘学子,真可谓用心良苦。平心而论,这就是母校之恩嘛!

▲1982年春,与同学李延长哥合影

1984年寒假,对我来说也非同寻常。放假前,校长胡之德教授在学生大会上号召学生参加社会实践,会后我有些小激动,也有点小冲动,立即写了一个利用寒假回故乡搞社会调研的申请报告。记得是一个星期日,我写好报告后去校园散步,在图书馆前的喷泉边上遇见了胡校长,居然不无胆怯地将报告直接呈给了他,不料想他认真看完后问我:“带笔了吗?”我赶紧从书包里掏出钢笔,拧开笔帽,递到胡校长手里,胡校长竟然在报告上刷刷批示,要求历史系予以支持。我激动得忘了说“谢谢”,胡校长已转身走远。历史系自然一路绿灯,使我顺利地借到了实习经费。这一次寒假往返家乡,可以报销来回路费了。

▲兰大给蓝田县人民政府开的介绍信

兰大给西安市人民政府开了介绍信。回西安后找到市政府办公室,一位接待人员很客气,他提起电话请示了相关领导后,问我:“你想到哪里实习?”我说了长安和蓝田,并出示了兰大分别给蓝田和长安开的介绍信。他笑道:“你拿兰大的介绍信直接去就是了!”兰大的介绍信还真管用。由于我调研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,所以去长安,县上派妇联主任王春丽陪我,先去引镇,后去斗门乡,这一镇一乡,都是长安“先富起来”的地方。无论是引镇,还是斗门,政府都很重视,派人陪我去乡镇企业或直接访问农村“万元户”,吃住全包了。春节后与蓝田县政府办公室接洽,政府办安排我参加“三干会”,吃住在会上,会后召集有关乡镇干部座谈,收获非常大。调研后回到兰大,我即撰写了大学毕业论文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农民》,受到导师李世俊的好评。

▲1984年暑假,赴西安实习,住西北大学学生宿舍,与高中同学齐碰虎、王建安合影,背景为西大校园

此次调研有一个小插曲,也足见兰大对学生的关爱。回到西安调研,少不了去见老同学。我真傻,以为学生调研按出差办,啥费用都能报销。与老同学成群结伙去名胜古迹,车票、门票都是我掏钱,并索取了票据。回兰大报销费用时,会计指出一些票据不能入账,如连续号的车票、门票等。如果不能报销,就意味着我要退50元差费,这咋办呀,我哪里有钱退呢?学校财务室会计批评我“不懂事”,说“账上不能马虎”,建议我通过系上写一个特别困难补助。系上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主任刘光华老师也是先“批评”了我一通,才在我的特别补助申请上签了字。于此,不能不提系办公室主任王文淑老师、年级辅导员冯雪琴老师,她们对我可能印象好,所以竭力替我说情、通融,总算使我的出差亏空通过补助解决了。走上工作岗位后,只要出差,我就想起这个教训,再不敢犯此低级错误了。

▲1985年毕业前历史系81级甲班合影

总结四年大学生活,总体上说,上课积极,从不逃课,给老师留下了较好的印象;喜欢读书,常泡图书馆,给阅览室管理员也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;不积极参加班级学生活动,能躲避则躲避,所以可能给一些同学、老师留下了“孤僻”的印象。其实我在兰大接触面挺宽的,凡是与我有过交往的,绝不会把我与“孤僻”联系在一起。我一入学就当了校报通讯员,与张硕敏老师、李生茂老师建立了良好的师生关系。

班上每次办活动,班长钟广军常找我谈话,希望我不要缺席。我那时有种错误的认识,觉得一些活动意义不大,白浪费时间,还不如寻一个清静地方去读书。

▲与大学同班同学吴满意合影

与班级同学接触少,另有两个原因。其一是报到后丢失了行李、包裹,没有换洗衣服、鞋袜,走不到人前去,见人便自惭形秽。没有换洗裤头,就干脆不穿裤头了,一位同宿舍的同学背后取笑我,被我听到后曾与他发生剧烈冲突,他扬言要打我。他比我小,却比我高大,打架我自然不是对手。他不知道“陕西愣娃”愣起来不要命的,多亏有同学从一旁开导我,不然“后果”想都不敢想。此事经年,我多次梦见我袭击他,常吓得我出一身冷汗。与他的冲突,他可能没当回事,我却因此疏远了其他同学,不愿意在人前“招摇”、“显摆”,发誓要活出自我来。

▲1983年夏,与舍友合影,前排左为尹清亮、张孔明、管廷辉,后排左为冯学工、王兴斌、姚安(已故)

其二是那一年冬天,我感冒后,咽喉发炎失声,一直看不好,最后落下了嘶哑的后遗症。医生叮咛我减少说话,我即奉为金科玉律。实际上,我天生爱说话,一直自认是个毛病,很想趁此“戒掉”。对我来说,想减少说话,就要减少与同学接触,不给自己说话的机会。我是感性性格,理性思维,对自己言行比较能“管控”。与我有接触的人必觉得我健谈,或者还有思想;与我未接触的人必觉得我“孤僻”,或者有点“高傲”。

▲1983元旦与同学管廷辉合影

也有同学说我“过于自尊”,我曾经检讨自己,觉得我的“自尊”是面子,“自卑”可能才是里子。何以自卑,我是比较清醒的。一者,我是异乡人,身在异乡为异客,与人来往缺乏底气;二者,我是乡下人,身上总有乡下人的土气;三者,我个子低矮,与其他同学相比,没有优势。有一次晨跑,迎面走来一群女同学,内中有一位是我心仪已久的,我居然掉转身去,踅向了别处。我自己知道,这便是“自卑”!

▲1985年毕业前历史系81级甲班合影

读大三的时候,我的内心已经没有“自卑”了,这显然得益于母校兰大,使她给予我怀抱,赋予我自信,让我在校园杨柳春风的沐浴中脱胎换骨,很快找到了自信。平日戴着兰大校徽去商店,去饭店,去书店,基本上都能感受到羡慕的目光。回故乡去,一些陌生人听说我是兰大学生,那种高看的目光不加掩饰。自信在内心充盈,走到哪儿都不再胆怯。一些女同学向我示好,我居然能泰然处之;一些女同学对我视而不见,我居然一笑置之。这种心态一直维持到现在。

西安好多大学都有我的同学,我也都去过,听他们说话,我非但感受不到他们的优越感,反而使我的兰大优越感油然而生。兰大的校园,那真叫“高等学府”,总让我有“高等”的感觉。动辄就有中外名流学者来校园讲座,偌大的教室座无虚席。暑假或节假日,学术交流活动一个接着一个,学生可以随意去旁听。我记得史学家田昌五先生、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等人都曾到兰大演讲。有一年暑假,兰大举行“斯大林模式”研讨会,伍修权出席了,我曾经旁听。在此,我仅凭记忆提及他们,如果打开日记,我听讲过的名流讲座肯定更多。我曾经和其他学校的一些高中同学交流,他们对这样的讲座竟然一头雾水。

▲1983年与舍友在校园合影,前排左起为王江川、张孔明、尹清亮,后排左为冯学工,右为姚安(已故)

兰大有新老两个学生食堂,饭菜的确不错。我说这话,一些同学可能会反驳。也难怪,我来自农村,知道农村生活的艰难,所以总觉得兰大的伙食在天上。我不理解总有同学给学校食堂贴大字报,抗议饭菜质量差,兰大从善如流,竟然启动学生参与管灶,以帮助校方改善伙食。那时候大学生月供35斤全国粮票,70%细粮,30%杂粮。由于副食丰富,好多同学月月有余粮,有的用粮票换书、换鸡蛋。前边提到了,入学第一个月,我的伙食是6元,让今天的人难以置信。毕业那一年,我一月的伙食是16元。但有一点不能忽略,当时的主食是凭粮票购买的,粮票也是有价证券,特别是全国粮票,黑市买卖一直被打击,一直未绝迹。

▲1982年春于兰州五泉山,自我感觉蛮好

如果不买书,我的大学花费不应该很紧张。每月领20月助学金,不买书绰绰有余,若买书就捉襟见肘了,故此,月月都少不了父亲资助。我知道父亲月月入不敷出,总是告诫自己买书要克制,但每逢星期天,就蠢蠢欲动,去逛书店成了我一大快事。近的,去天水路书店;远的,去西关十字的张掖书店。看见心仪的书就想买,尽管每本书定价也就几角钱,但几乎买每本书都要咬牙,脑海总浮现家里人紧衣缩食的恓惶日子。大学毕业,锦衣还乡谈不上,“书箱还乡”是名副其实的。我带着六纸箱书去上班,接待的同事看了都很惊讶,说我“很富有”,我的心里自然乐滋滋的。

▲1983夏与同乡彭碧仙、宋玉琴,背景为兰大图书馆

我本来是立志考研的,报考的是中国人民大学胡华教授的研究生,结果俄语不及格,落榜了。总结落榜的教训,我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。扪心自问,如果读课外书克制一些,如果给文学创作时间吝啬一点,如果在感情上对自己要求严格一些,考研未必是件难事。但我只有在写作的时候会忘记了读书,只有在读书的时候才会屏蔽感情上的心猿意马。我的克制是有选择的,文学之梦萦怀,总想在文学的园地里经营自己的“一亩三分地”,只管耕耘,不问收获。总体上说,在大学时代,我的创作成绩甚微,主要是练笔了。但失之东隅,收之桑榆,读书、写作使我的文笔日渐得心应手,使我的文思也似乎取之不尽,用之不竭了。故此吧,我虽然不无遗憾,却心安理得。兰大使我的人生之路不再盲目,而且可以说步入了顺境,未必尽如人意,也未必事与愿违。能从兰大顺利毕业,且走上了较理想的工作岗位,我知足了。

▲1982年国庆节与同乡同学合影,左为82级外语系景峰,右为81级外语系马金魁

1985年春节一过,我即面临毕业。我还在西安搞社会调查的时候,兰大那边反馈给我一个信息,毕业分配的单位已经公示了,听说竞争激烈。我心里自然着急,没有心思再搞社会调研,立即返校了。到校后可以说虚惊一场。我的去向已经明确,就是回西安。陕西要人的单位绰绰有余,有高校,有省级行政单位,有省级科研单位。西北电管局一家就要五人,竟然无人报名!我考研考的是中共党史,希望毕业后继续从事党史研究或者教学,以方便今后再考。系上征求意见时,我报了陕西省委党校。后来几个陕西乡党找我,劝我争取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,因为我有竞争优势,让出陕西省委党校给另一位陕西乡党。此前不知道陕西省社会科院也要人。系上主管分配的是党总支部副书记黄兴吉老师。一天晚上,我去了黄老师家,向他提出去陕西省社科院的请求,黄老师当面没有表态,过后还是答应了。

▲1985年7月,兰大毕业证书,红塑皮

想去陕西省社科院,我还有个“小九九”。陕西省社科院有个党史研究所,所长是齐心。记得在“斯大林模式”研讨会上,我见到过齐心,向他表示对党史专业感兴趣,他很支持,说搞党史有前途。毕业前兰大校医院的乡党医生告诉我,我有咽炎,不适合从事教学工作,建议我争取去科研单位。故此,能去陕西省社科院党史研究所是再理想莫过了。历史系副主任刘光华老师把我特意叫到自己办公室,向我介绍了他的研究生、我的师兄王雷生,让我报到时去找他。

▲兰大毕业证书、学士学位证书二合一

回到西安,我兴冲冲去陕西省社科院报到,没想到社科院与党校刚分家,孤零零一栋楼临近马路,另一栋楼还“孤零零”在党校院子里。环境是差了点,但我还是蛮上心的。先去找王雷生先生,他自然非常热情。他带我去人事处报到,人事处的一位女士接过我的派遣证,看了看后柳眉倒竖,嘴里嘟囔:“兰大牛啥?我们要俩经管(专业)的,咋搭配一个历史(专业)的?”说要请示领导。王雷生又带我去拜访齐心先生,齐很冷淡,说党史研究所改名为陕甘宁边区研究所,但他已不在其位,对我的工作无能为力。下午,我只好又去人事处,被答复说,历史研究所可以接纳我,但必须先去资料室,至于从事研究工作,等以后再说。我断然拒绝,索回了我的派遣证。

我就像树叶飘落,一下子心里没有底儿了。好在毕业前黄老师叮咛过我,报到顺利与否,都给他回个话。这时候,我恨不得飞回母校去——兰大真成母校了。我打通了黄老师的电话,诉说了我的遭遇,因为委屈,声音近乎哽咽。电话那头,黄老师竭力安慰我,说我是优秀生,找单位不用发愁,兰大会负责到底。他建议我去找陕西省高教局学生处,能直接解决则罢,不能解决,或者解决不满意,我可以返回兰大,另行分配。

黄老师给我吃了“定心丸”。我又想起我手里还有一张“王牌”。去年,我曾经收到陕西省高教局学生处热情洋溢的贺年卡,卡里夹了一页贺年词,题目是《回来吧,陕西同学》。家乡在召唤,我当时的心真已飞回了陕西。想到这一点,我决定直奔陕西省高教局,不是投诉,而是寻找改分的可能,因为我对陕西省社科院的态度已经“失望”了。

我从地图上寻找高教局,找到了大致的位置。坐公交到钟楼,沿北大街北走,一路盯着一栋乳白色的高楼——显然是新盖的,显得很气派,寻思,要能在那样的楼上上班该多美哇!到了那栋楼的大院门口,问传达室一位老者:“高教局咋走?”他的手往西一指,说:“那是青年路,进去一拐。”我即穿越了北大街,步入青年路。一路林荫,朝阳透过树叶,撒落一地斑驳的树影。我走得飞快,快到十字口时赶上了一男一女正并排行走。我问男的:“师傅,请问高教局咋走?”那“师傅”回过头,一脸慈祥,笑眯眯回答:“跟着我们,我们也去高教局。”我就跟着。“师傅”忽然问:“大学生吧?哪个大学的?”听说我是兰州大学的毕业生,“师傅”的眼睛亮了,那一位女士的眼睛也亮了,都打量我。“师傅”又问:“你哪里人?”我提高了警惕,不愿意告诉他详细,就说西安的。他又问:“西安哪里的?”我答:“东郊的。”他反问:“蓝田的?”我答:“是的。”虽不情愿回答,却也不忍心撒谎,心里有点烦他,谁知他不依不饶,继续追问:“蓝田哪个乡的?”我老实答:“东川的。”他忽然眉开眼笑了,说:“许庙吧?”我这才意识到可能遇见乡党了,赶紧说:“是!”他更热情了,说:“我是山王村的,和许庙隔一条灞河!”乡党见乡党,两眼泪汪汪,我的心里真热了。他就关心地询问我的分配情况,我说我被分到陕西省社科院了,他说社科院好哇。我说我不想去了,他就很郑重地问我:“想到陕西人民出版社工作吗?”我说:“想啊,但不知道人家要不要。”此前我心里已经有过念头一闪,如果高教局学生处征求我意愿,我就说想去陕西日报社或陕西人民出版社。在我心目中,这俩单位是神圣得高不可攀的。那位女士咯咯咯笑了,指着“师傅”说:“他就是陕西人民出版社老总呀!”我还未回过神来,“师傅”就发话了:“乡党,我们要你了!”这时候,经那位女士介绍,我才知道“师傅”名刘夏至,真是陕西人民出版社副社长(我报到未久,他就转任副总编辑了)。

说话间,我们进了高教局的院子。刘总指着女士说:“她叫李淑兰,政治处的。我们来高教局,正是要人的,哈,太巧了!”李淑兰说:“是缘分!”

我将派遣证给了高教局学生处一位姓陈的处长,刘总认识他,对他说:“这个学生我要了!”那位处长不说二话,在派遣证上刷刷刷写了一行字:“改分陕西省出版总社。”并在上边盖了印章。至此,我的工作单位总算尘埃落定了。

在此,不能不补一句:我从钟楼往北走,一直盯着的那栋乳白色楼,就是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大楼。冥冥之中,此非天意乎?

上班后,我给母校去了一封信。9月,母校寄来一张校报,副刊发表了我的那封信,拟题为《心里的话儿说给母校听》。这年冬天,兰大宣传部副部长张硕敏老师来西安调研新生就业善后情况,找的第一人便是我,可能与我写那封信有关。我在维龙春泡馍馆请她吃羊肉泡馍,和她一边掰馍,一边说笑,师生谈话,十分融洽。她的笑貌,至今历历在目。

1987年3月,听说我结婚了,在校时的年级辅导员冯雪琴老师利用星期天专程来西安看望我,送了我一套瓷器。在我心目中,她像慈母,她代表兰大。

1988年,我曾经返回兰大,冯老师让我和低年级师弟、师妹见面,谈谈我对大学生生活的一些心得体会。记得见面会结束时,我主动和一位师妹握手,她稍作迟疑,却还是将手伸给了我,握住时才发现她只有两个指头。那一刹那,我心里既羞愧,又感动。我羞愧于我的莽撞冒失,却感动于母校的慈悲为怀。她能被兰大录取,足见兰大不一样,就是不一样!

▲1983年与舍友王江川、尹清亮、冯学工、张孔明在兰大图书馆前合影

从中学而大学,说是“鱼龙变化”一点儿也不言过其实。首先,既没有了高中时代的那种升学压力,也没有将来就业的压力,心灵骤然间放松了,一种理想在胸间酝酿、充盈、鼓动。我们需要的只是对知识没有穷尽的攫取、消化、吸收,使之转化为自己的技能、素质和本领,毕业时则服从祖国的需要和挑选,服从分配将是天职,而非讨价还价的砝码。

其次,大学生虽然过着集体生活,有学校规章制度及班系、团组织的约束,但相对而言,每个人还是相对独立、自由的,能从学校、老师那里感受到尊重,能从社会的窗口领略到被高看一眼的目光。过的是集体生活,却基本上靠自觉、自律、自省,一般都是自行其是,什么该做,什么不该做,多半自己做主。兰州大学从81级开始实行学分制,除了专业必修课外,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修其他课程,哪怕是跨专业、夸系,也被默许。学生听课自由,师生之间容易交流,学习效果不言而喻。读书、自习、听讲座,学校都不刚性约束。一寸光阴一寸金,学生自己懂的,不用纪律约束。“混”的学生肯定有,我之所以给混打上了引号,是因为回过头看,那实在不能算作混,很多“混”出来的大学生步入社会后反而更有出息,我身边这样的同学比比皆是。兰大是个熔炉,只要身在其中,想不被锻造、塑造都不行,这恰是上大学的魅力、意义所在,也恰是兰州大学给我身上烙下的最深刻的印记。我的很多同学很爱兰大,原因很多,其一便在这里。

▲1985年7月毕业,历史系毕业留念册

我从上大学那一天起,有了一个强烈的自我意识,那就是我长大了,我成人了,我可以为自己负责了,我可以为自己的未来设计并绘制蓝图了。其实考上兰大的那一年,我才17岁,我的同学中还有比我更小的。但在兰大,我很少感受到来自老师、学长的轻视或傲慢;我来自陕西农村,也很少感受到歧视或侧目而视的目光。所到之处,不是月光的祥和,便是阳光的灿烂,我真有归宿感、主人感、如鱼得水感。丢失行李是我的不幸,但由此而获取的资助和关爱使我在那个冬天倍觉温暖,使我在往后的岁月里总有暖流涌动——我知道那都是母校所赐。

▲1985年7月兰大历史系毕业留念册

是的,从接到兰州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起,我已经命里注定不再是从前的我,而是今后的我。回想起来,就那一刹那,就是“鱼龙变化”的感觉。走在路上,看见树木花草都在为我点赞,看见地里的苞谷棒子都在为我咧嘴微笑,看见陌生的人迎面走来,都一脸的羡慕和友善——其实那不过是自我感觉罢了。记得上了大学后的第一个寒假回家,村里人看见我,没有不眉开眼笑的,很多人这样向我打招呼:“大学生回来了?”然后把我从头看到脚,嘴脸都是喜悦。我去一位堂兄家串门,堂嫂一句话把我逗笑了。她说:“孔,你现在是公人了,还认得嫂子么?”我也逗她:“我不认得你,我只认得我姐!”她喜欢地为我端凳子,为我倒了一杯白开水,却放进去了一勺白糖。在我的故乡,村人把在外边有工作的人唤作“公人”,潜台词是端公家饭碗的。她那样说,我心里是得意的。我去看一位小学老师,她的丈夫也是老师,走到我跟前,竟然拥抱我,说:“你看我娃文气的!”我上小学时爱打架,可能给老师留下了“蛮”的印象。如今吧,站在他面前的,居然是兰州大学学生,戴一副眼镜,没忘本,还来看老师!我的老师就是这样当面夸我的。返校后,我收到老师的信,谈了她好多心愿,其中有一句话至今铭记在心,她说:“希望你将来能摘取历史学的皇冠。”这话令我至今惭愧不已,因为我辜负了她。

▲于烈士亭前,亭前的人工湖是我们义务劳动挖的

四年兰大生活,分明是我经历过的,后来回想,没有人在旅途感,却有如梦如幻感。故此,有人问起我的大学生活时,我爱说:“像梦一样美!”不,这不是煽情,不是文学修辞,更不是故弄玄虚。梦想上大学,梦想成真了,那大学生活不正是梦了吗?走出校园了,又好像走出梦境了;思念母校了,那留在记忆里的,只能是梦了!一叶一世界,一花一菩提。听老师上课,一个老师就是一本教科书;读圣贤书,一本书就像一位圣贤在耳提面命。何其美哉,又何其幸哉!总记得坐在多功能大教室里,台上老教授眉飞色舞、口若悬河、滔滔不绝,台下莘莘学子一眼仰慕、渴望,一脸虔诚、恭敬;总记得校园的路上,师生俱在胳肢窝夹着书和笔记簿,去教室的路上步履匆匆,下课的路上舒缓了脚步,别是一道动漫般的风景;总记得校园里是如此安静、祥和、优美,有人在树荫下读书,有人在草地上闲聊,有人在花园里散步,有人在操场上踢球、打球。每到周末,学校会在大礼堂里放电影;每到星期天,学校会在大教室里办讲座;每逢重要的日子,学校总有文艺演出或其他文化活动。树木已有年轮,证明兰大的学府资历;花草更替荣枯,诉说着兰大的风雨兼程。

▲1983年于兰大校园,背景为喷泉,喷泉后为新文科大楼

有人说:“大学生有啥?也就一张皮!”这话对,也不对。考上大学了,就是大学生了,可还是原来那个人,说是一张皮,也不无道理。但考上兰州大学了,披上“大学生”那张皮,还真就是大学生了。记得大学毕业的时候,历史系总支部书记张代经老师赠给了我们毕业生两句话,写在黑板上:“与善人居,如入芝兰之室,久而不闻其香;与不善人居,如入鲍鱼之肆,久而不闻其臭。”于我而言,兰州大学就是“芝兰之室”,经过四年熏陶,我自认我算得上“芝兰”了,若其不然,那兰大就是白上了。当年不上兰州大学,今天的我会怎样呢?不敢想象,却能想象,肯定不会像今天这样的!仅此而言,我当然要感恩我的母校兰大了!

2019年8月19日

1985年7月10日,兰大历史系85届毕业生与部分老师合影

孔明简介

孔明,散文家、编辑家。本名张孔明,曾用名张孔民,陕西蓝田人。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专业,现为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部主任、编审,为《全唐五代诗》《贾平凹文集》《陕西文学60年作品选》等大型图书责任编辑。有《我岭上》《书中最相思》等六部散文作品集及《贾平凹妙语》《风从千年来》等六部点评本行世。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陕西省作家协会理事、陕西省网络文学委员会委员。

▲孔明散文集《我岭上》,“长安文心”书系之一,陕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7月出版,当当网书店有售,可百度

▲《书中最相思》,孔明散文选集,陕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2月出版,当当网书店有售,可百度

孔明散文链接:

读《暂坐》笔记

父亲丧事琐记

路祭:父亲一路走好

梦安康

六上太白山

故乡的好

回故乡的路上

玉山好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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